晚清时期，日本佛教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为何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发布日期：2024年09月20日 | 来源:三湘都市报

⭐作者：濑户朝香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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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代，中国已经不是大唐那样的世界中心了，衰败的清朝在无数的国家和国家的影响下，变得一片荒凉，但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日本的佛教就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在清末，中国人对西方的传教士很是不满，甚至出现了自发的反抗。

然而，中日两国民间都有佛教的传统，因此，大量日本和尚来到中国，非但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甚至还受到了当地和尚和信徒的热情接待。

但是，为避免日僧来中国引发外交争端，清廷与日本公使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的谈判，期间因宗教关系的复杂，清廷始终不承认日僧在中国传教的正当性，因此日本僧侣并不享有与西方传教士同等的权益。

然而，在谈判了数年之后，依旧没有获得与西方同等的权力之后，日本的大使馆也没有再坚持。

近代清廷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用重炮轰击，硬生生的撕开，在西方的枪林弹雨之中，背负着十字架的传教士，来到中华大陆，建立教会，招募信徒，还嚣张的插手当地的法律，西方的传教士来华，造成了不少的外交争端。

但由于传教士势力庞大，清政府也只好依照条约，对其进行法律上的保护，而另一方面，清政府则想借民间势力，暗中阻挠传教士，如此进退维谷，使清廷在处理来华传教士时，既是困窘，也是无计可施。

当清朝还在为来华传教所引发的外交争端而头痛时，日本佛教僧人却陆续进入中国境内进行传教活动，使清廷更为头痛，使本来就十分繁杂的涉外宗教问题，更是雪上加霜。

佛教在中国由来已久，但自唐代后期，由于多次大范围的剿杀佛教，中国佛教逐渐衰落，至清朝雍正年间，税制由原来的“人头税”改为“摊丁入亩”，从此佛教与国家间的“度牒制”便被废除。

寺院也就没有了官方的庇护，全国各地的寺院都变成了一盘散沙，佛教也不再是清静的，和尚们的道德越来越差，寺院变成了流民的居所，老僧们的退休所，清朝末年，正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没落的时候。

中国佛教衰败的消息传入日本后，日本佛教团体非常重视，于是日本的净土真宗东本愿寺从1873年起便在中国展开了一次访问，日本僧人在上海和北京建立了分支机构，后来又在东方建立了东文书院。

十九世纪末期，日本侵略中华，日本和尚来中国的人数与日俱增，各门各派纷纷到中国，在台湾建立了许多寺院，宣扬奴隶制。1898年，东本愿寺寺的僧人来到江宁，日本政府提出要在江宁地区兴建寺院和学校。

事实上，江宁政府在数年之前就曾拒绝过和尚们兴建寺院的要求，日本方面也曾数次要求，但江宁县令一再推辞，仅准许日本在卢妃巷附近开设东文书院。

1899年，日本西本愿寺僧人赴北京，将日本佛教经文献给光绪皇帝，并借此机会，透过日本驻中国大使，再次向首相官署申请，准许日本佛教僧侣在中国传教，而中日两国条约没有这方面的条款，因此，首相官署驳回了日方的要求。

但是，在拒绝了日方的要求后，中国方面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即清政府对日本的答复，认为“宗教”指的是耶稣教，其他的宗教并不属于他们的宗教，并且还说，如果日本有耶稣教的人，就应该建立教堂，享有所有的好处。

这样的回答让日本很是无奈，但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找到理由，说中国对佛教的看法与基督教不同，所以才会提出，中国应该给日本僧侣和西方的基督教徒同等的权力。

清朝新政以前，来华日僧的主要活动范围是东南沿海的大中型城市，并且大部分的日本僧人都是在中国的日本人。

但新政以后，日僧越来越多，因为他们没有西方传教士的特权，所以很难在大陆上传教，但是，清朝政府的一项政策，却给了日本和尚一个机会。

1901年，清廷把新式学堂列为重点工程，新式学堂在全国范围内也是一种衡量标准，然而，如果要兴建新学校，首当其冲的就是经费。

因此，积攒了数年的寺院，便成了各地官员们的目标，因为这些年来，道观、寺院积攒了几十年，积蓄颇丰，所以1902年秋，朝廷颁布诏书，将全国各地的寺院都改成了学校，并且提出了“庙产兴学”的口号。

国内寺院僧众实力弱小，无力对抗朝廷，只好靠着信徒们的强力抵抗，有些僧寺甚至自行开办书院，1903年，湖南长沙开福寺僧人朱云在日本和尚水野梅晓的协助下，于长沙成立湖南僧院。

后来也有一些寺院自己开办了学校，但大部分僧人的意识都很差，反对开办学校，1904年杭州住持松峰在杭州开办了一所僧院，结果被顽固的保守派僧人嫉妒，松风和尚在那年冬天被毒死。

见到这一幕，日本僧人在日本僧人的策划下，终于有了转机，“庙产兴学”盛行，日本僧人借中国僧人饥渴难耐的心态，鼓动中国僧人向日本本源寺求援。

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僧人的行动受到中国僧人的拥护，他们和日本僧人串通好，为来华日僧提供活动场地，向日本和尚交保护费，企图借日本人的力量，对抗政府。

由于日本僧人在中国传教的新形势，东南沿海的总督开始与日本进行交涉，两国关系日益紧张，很快，谈判上升到中央与日本驻华使节之间，按照《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的规定，日本认为来华日僧的传教权应该与“所有国家的传教士一视同仁”。

面对日本的不合理要求，外交部表示，中日贸易协定并未涵盖传教问题，拒绝了日本的请求，日本则表示中国不应歧视佛教，并重申日本和尚与传教士享有同等的权益。

就在中日两国进行着激烈谈判的时候，1904年末，浙江35家中国寺院以释敬安的名义，向日本的宗教团体提出了保护的建议，并谎称释敬安来到了日本，改信了日本佛教，这件事情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被中国民众视为奇耻大辱。

清廷为了平息僧人的愤怒，只得下诏制止“庙产兴学”，但此后数年间，仍有大批中国僧人与日本僧人串通，向日僧寻求庇护。

到中国大陆的日僧，也从未停止在沿海地区活动，有些日本和尚甚至与本地土匪串通，破坏当地的秩序。

经过了辛亥革命的惨痛教训，清朝在处理传教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并且在外交方面，也颇有一些外交经验，知道该怎么跟别国谈判，而不是被别人拿捏。

至于日僧来中国，当地官员更是谨慎，唯恐一场小小的摩擦，酿成更大的外交风波，日本和尚和西方传教士不一样，他们和中国和尚长得一模一样，一旦矛盾激化，矛盾激化，矛盾激化，很难分辨出哪个是日僧，哪个是华僧，肯定会波及到无辜。

此时的清廷，已经不是一味的退让，而是知道如何通过条约来保护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像以往一样，对列强百依百顺。

1905年，日僧来华所造成的争议日益增加，中国各总督纷纷商议解决办法，积极寻求解决之道，可见中国地方政府在处理涉外宗教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们担心日本僧人会与民众发生冲突，而一旦发生庚子事件，大清就会失去控制。

事实上，在对付日本僧人方面，最活跃的当属袁世凯，他1899年出任山东总督后，经常处理外国的宗教问题，袁世凯很清楚这一点，他说：「中国十余年间，各地教案层出不穷，不是民教之争，就是两教争斗，都不能列举。再加上日本僧人，三教分裂，各自为政，各自为政。”袁世凯对异教的了解，可见一斑。

除袁世凯之外，各地的都督们也在积极处理宗教争端，争取民教的和平，而当地的官员们也开始意识到，要以条约为依据，不能仅凭人民的排外去对抗外敌。

但是关于来华日僧传教的事情，日本大使馆虽然一直在纠缠，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怎么在意，一来中国的态度比较强势，二来，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势力不一样，他们更倾向于用武力占据中国的资源，来华日僧得到的好处，日本政府并不在意，反倒是那些日本和尚会给日本政府带来麻烦，日本政府不但不支持，还极力压制，让日本僧人不要干涉中国当地官员的工作。

直到1908年，这一历时四年的谈判终于结束，在谈判期间，中国始终不肯让步，也不承认日僧在中国的正当权利，而根据各级官员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可以看出，自甲午战争以后，清廷和地方官员对于涉外宗教问题的处理，都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

但因为日本僧人的介入，清朝政府废除了“庙产兴学”，维护了中国僧侣的合法权益，但在当时，僧侣们却在国内建立了一所新的学校，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书院，为佛教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