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报

偏重于历史文献整理与考证的定位，使得中国古典学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旧有的学问形态，它的叙事内容是古代的，在形态上与前代（清代考据）亦有相似处；但在性质上却完全是现代的，与西方传来的学科形式可以联通起来。另外，用古典学来代替四部之学，儒家的独尊性便不复存在了，它与诸子乃至于佛道二教都处在平等的地位，故而经学也就被更为广阔的古典研究所取代。经过现代的调整之后，经学由传统的主导地位变为普通的历史材料。这样一来，包括经学在内的古代学问也就自然变成了文献学的研究；而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这便相当于西方的古典学。

实际上，在古典知识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化的过程中，除了语言文字和文献学的理解之外，还应该有对各种复杂的文本解释活动的认知与挖掘。所以，对古典文本的现代处理除了文献学之外，还应该包括意义阐释的学问，即诠释学。现代的古典学本身就包含了语文学和解经学两种形式。语文学着力确证由传统流传下来的文本，并力图重现文本的原意；而解经学则力求释解隐藏在字面意义背后的东西。语文学主要是进行文献考订工作，以便将这些遗产忠实地传给后人；而解经学却力图唤起一种思考，使对文本所表达的意义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在西方文化走出中世纪神学、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由解经学的变革逐渐地演化出了哲学性的诠释学，而古典学则在传统语文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现代的学科形式。中国古典学的现代转型在早期比较多地关注到了语文学的方式，而对于解经学则相对忽略了。就中国古典的传统来说，大体上也涉及了义理分析和文献考证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所谓的“解经学”比较接近于义理的探讨，而“语文学”则相当于重视考据的文献学形式，我们的古典传统既包含了义理探讨的内容，也有文献考证的成分，是二者合一的形态。因之故，中国古典学的建构，除了着眼于文献考证的传统之外，也要充分注意到解经学的这条路线，应该去研究和发掘义理方面所包含的重要资源。

从中国古典研究的传统而言，注经实践活动经过长期的积累，在方法论上可以不断总结，最后达致一套可验证的操作技术，这一“工具性”的面相比较符合科学实证的要求，故而在现代学术转换的过程中被着力地引向语言文字学、文献学等，这是很自然的。但传统古典中被现代科学理念所遗弃或者遮蔽的部分，可能恰恰是充盈着人文主义色彩的内容，也最能够与古典学的原初精神相呼应，因为近代古典学的兴起，恰恰是为了冲破实证主义和科学方法论的独断与笼罩性。和文献考据的指向不同，这种“非客观性”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自我”的体证，充满了个人情趣、艺术感和不确定性，与科学实证的要求有着明显的距离。但这种哲学性的“自我”理解活动，恰恰孕育着时代的创造精神，因为古典的意义正是在自我生命的体验当中得到确证和升华的。通过对自我处境的理解，古典的价值和当下的文化使命能够结合起来，以活化传统的意义。即如福柯（M.Foucault）所说的：“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体系、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因此，对历史说来，文献不再是这样一种无生气的材料，即：历史试图通过它重建前人的所作所言，重建过去所发生而如今仅留下印迹的事情；历史力图在文献自身的构成中确定某些单位、某些整体、某些体系和某些关联。”（福柯：《知识考古学》）在人类历史上，能够持续提供思想演进与文明成长的共识性元素，是古代经典最为重要的特征，而这些元素的增强和力量呈现，又是在后人不断的理解与解释之中得以实现的。所以，我们对中国古典学的构建，除了文献学的思路之外，也应该接纳哲学诠释的内容，以使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作者：景海峰，系深圳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