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忧大队

丁学良教授，政治社会学家，哈佛大学博士，曾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港大ICB SEA 2021年秋季开学典礼

嘉宾深度观点全文实录

（2021年11月27日）

我今天讲的题目分三个部分。

第一，最近一波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所造成的效果。

第二，全球化第二阶段有哪些重要国家参与，哪些国家在全球化动荡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回顾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是否具有事实根据。

第三，未来5-10年，本世纪中期跟全球化相关的重要发展、动态、趋势。

最近一波全球化，大部分人认为是从1991-1992年开始的，1991年苏联解体前，世界画不出一个地球，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柏林墙。80年代后期我做博士论文，比较中国和苏联的改革，每年都要去前苏联、中欧与东欧考察，对这一点感受很深。柏林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因为柏林墙导致地面交通、地下交通、人员往来、法定货币全都是两种，那个时候全球化是“画”不起来的。

全球化第一阶段的重要成果

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全球化进程被称为最近一波的全球化，历史上还有前几波，今天不再赘述。这次全球化十几年后，第一阶段的政策制定者大多接受了一种学术观点：贸易门槛越低，成本越低，效益越高，能够越快扩散，惠及更多人群；贸易壁垒越高，成本越高，效益越低，危害的人群越多。学术界的经济新自由主义流派大力鼓吹这个观点，从亚当斯密开始，这种观点就成为该流派的基本信念，随着新的一波全球化兴起，该流派成为学术主流，获得了重要支持。因为那时候很多数据能够被统计与计算，例如同样一个家用电器，如果在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生产，耗费多少成本；如果在“亚洲四小龙”生产，耗费多少成本。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沿海城市加入全球化进程，如果工厂建立在中国大陆，生产成本又会进一步降低。

当时人们认为，成本持续降低带来的好处惠及很多人群，最重要的是两大群体。首先是有机会用较低价格买到家用电器的普通家庭，原本很多家庭买不起，现在成本降低，惠及大众。其次是刚刚加入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以前这些国家缺资本、缺技术、缺少经济管理和商业管理经验、缺乏成熟的全球行销网络，随着新一波全球化，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全球化使得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经济突飞猛进，大部分人都经历过，表现数据在网上能够查到，包括每年进入大陆的FDI（国际直接投资），出口增长量，通过出口获得的外汇储备量，沿海地区乃至内地城市全球化产业、公司、制造厂以及上下游行业月工资、年工资增长幅度等数据。造就了当时全球的乐观主义。

新一波全球化，是冷战结束后全世界共同受益的伟大趋势。这个伟大趋势在两百年梦想后终于有机会实现了，因此每一个国家政府都想尽办法创造条件，尽早、尽快、多方面、全方位参与全球化，为国家经济体注入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让国家快速摆脱贫困，提升经济。到二十一世纪初期，世界银行每两三年就会发布报告，盘点哪些经济体加入全球化之后，使多少人口脱离了贫困，改变了多少穷人的命运。

2004-2005年，有一个会议对我的刺激很大。那时我刚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回到香港科技大学，我第一次到香港科技大学是1993年，离开后他们又让我回来。恰逢哈佛大学校长换届，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参政部长。他到亚洲来给我们的毕业生讲课，他说：亚洲很多经济体都是外贸导向、出口导向，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亚洲的这种冲击力。亚洲最早开始出口导向的是日本、“亚洲四小龙”、“亚洲五小虎”等国，到了2004-2005年，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以更多人口、更加有效的产业链组织方式进入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萨默斯在世界银行做过第一副行长，他指出，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虽然全球很多经济体从这一波全球化中获益，但获益最大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听课的人大多来自中国大陆，一部分是1949年后幸运地去到哈佛留学的。萨默斯告诫听课学员：你们可能没有注意，部分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对全球化的负面反应越来越强烈。

学过经济的人都知道，美国劳工允许自由组织工会，在这样的制度下，工人每隔几年就要跟资方谈判增加工资。以前劳工一方提出的要求虽然不能完全达成，通过协商后多少还能达成一部分，比如要求涨工资8%，最后涨5%也行，总比不涨好，谈成了工厂就复工。如果资方顽固，不同意5%，认为涨1%-2%就不错了，工人就会罢工，罢工时间越长，资方损失越大，搞得两败俱伤。

过去十几年中，美国的这种对抗越来越少，工人一旦进入增加工资的讨价还价阶段，资方就会说：天下变了，不要以为现在还像几十年前一样，你们一罢工我就怕了。要是加工资加下去，企业一点竞争力都没有，现在利润率就一点点，工资上去之后没利润了还办厂干什么？你们再顽固不化，我就把厂搬到中国去，那里的生产成本只有美国的1/4、1/5，地方政府严格管理罢工，我很放心。这样一来，美国工会就失去了最重要的谈判筹码。

这就导致过去十几年来，虽然美国一些跨国公司、投资银行从全球化中得到了巨额利润，但美国蓝领劳工阶层去掉通货膨胀因素后，实际收入要么持平，有些产业或地区甚至有所下降。现在这些工人因为亚洲出口经济尤其中国经济的冲击而看不到前途，越来越多的工厂搬离美国本土。所以萨默斯告诫我们：这个趋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迹象，要好好关注美国这种动向，其他发达经济体中也在发生，只是体量不如美国。要记住“全球化惠及全球”这个观念已经走不下去了。

萨默斯的分享让我十分震撼。那时我刚从澳大利亚回到香港，澳大利亚工人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矿产资源、食品、葡萄酒等战略性物资非常丰富，中国照单全收还要求加大生产。当时出现一个情况，很多澳大利亚年轻人不愿意上四年大学，高中毕业后马上读一个技术学校，马上就业。海洋业、食品业、畜牧业、森林业尤其是矿业等行业十分缺人，工资很高。

我在澳大利亚念了四年大学，工矿里的工人工资翻了三番，就是出于中国对物资的庞大需求量。我在澳大利亚听到的故事，和通过哈佛校长听到的美国故事截然不同，而他们都是西方的发达经济体。我后来才理解中间的关键，澳大利亚以资源出口而非制造业为主，受到中国的冲击没那么大，反而受益于为中国提供高速发展需要的原材料，美国正好相反。这个事情对我的冲击非常大。

2005年我辞掉了香港科技大学的工作，被美国的卡耐基基金会聘请担任北京代表，研究全球化对中美关系的冲击。我有负责一个题目，那个题目在当时颇具前瞻性，后来得到了《南方周末》采访。题目认为，以前讲的是产品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生产技术全球化、管理技术全球化，最难全球化的是人，因为有国界线。但是有一个例外，我发现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拼命争夺高级人才。我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用了一个很震撼性题目：《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响》，就是争夺高级人才。

当时卡耐基很高兴，认为这个题目非常有前瞻性，美国留学生中的高级人才是全球最多的，你们的经验都能说明这一点。我在卡耐基基金协会做了三年工作，回到香港时2008北京奥运会已经结束。从那时开始，全球化对发达经济体的冲击越来越明显，萨默斯的告诫正在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在美国的体制之下，如果劳工们不能通过谈判的方式迫使资方增加工资、增加福利，被全球化卷到底层的工人只有一条道路，就是通过政治的方法，通过选举把代表他们声音的人引进州级议会，州级政府，再往上走到联邦一级，进入总统大选。

2004年的这个现象，就是2016年特朗普上台的最根本原因。特朗普当选有多种原因，这是最关键因素。特朗普的口号是“America first”。现在美国的高新技术人才根本没有祖国概念，全世界无处不可去，到处都欢迎他们，他们赚的钱能不回美国就不回美国，这样一来美国何去何从，所以他说“America first”。首先把美国搞好，这是我们的根本，这是我们的家。他并非蓝领出身，他毕业于商学院，家里很有钱，但是他讲的这些东西深深打动了美国的全球化受害者群体，或者说得益太少的群体。

特朗普四年总统生涯做了那么多荒唐的事情与错误的决策，但是在座的一大半人都知道，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在2020年的大选中赢得的选票超过2016年赢得选票的总和。如果他听从一些顾问的建议，把疫情控制得比较好，拜登根本不可能有机会上台。我在美国跟拜登开过好几次会，拜登的竞选能力、演讲能力、忽悠能力连特朗普的五分之一都不够，但拜登是个靠谱的厚道人，特朗普不靠谱，使得他很有煽动力。

这就是全球化第一阶段的状况。全球化对全世界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带来的好处和坏处，都大大超过了亚当斯密等一众国际贸易自由主义者的预测，把很多经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变成了国家安全问题，同时很多经济问题变成了普通劳工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趋势造成了特朗普的上台，以及他的支持者在他第二次大选失利对国会的冲击，戏剧性的表现还没有结束。

全球化第二阶段的重要国家

第二阶段是全球化主要国家在特朗普冲击之下的应对、反思、愤怒、失望与惊讶。中国国内有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动辄退群、否决、不投票，言下之意是美国不讲规矩，美国已经衰落了，美国缺乏自信心，要推动逆全球化进程，扭转世界大趋势。这样过分简单化的口号式解读是非常误导人的，美国在特朗普时期的戏剧性表现，是基于一个他们认为必须纠正的根本性问题。

当年WTO刚开始时，制定了一系列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规则，成为进一步全球化最重要的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政府（Governments）自己的框架，出现的矛盾、摩擦、贸易的纠纷可以到WTO的仲裁机构打官司。但是这些规章制度制定的时候，中国、印度、前苏联尚未加入这个体系，后来加入后发现早期建立的规章制度不适用，原来WTO定的规则是根据欧洲和美国经济体的基本制度制定的，不适合新成员，所以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了加入WTO，在朱镕基总理时期完成了非常多的事情，向WTO展示诚意。我们达不到你们的标准，但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经受了无数的阵痛。在座很多人都知道，为了加入WTO，无效国营企业进行了大手术，当时的口号叫“抓大放小”，那几年里，中小国营企业下岗工人总数在4500万到6000万，构成了最新的贫困阶层低保户。这一个大手术引起了巨大的社会振荡，但不做这件事就没办法进入WTO框架底下参与竞争。我跟美国人讲这些例子，美国人说中国很难吗？美国这么多人下岗游行，哪怕所有警察上街都解决不了问题。中国下岗工人上街也只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不是政治性的，要求劳保、医保，交不起水电费也不能断水、断电、断煤气等等。

全球化第二阶段出现了一个问题，发达经济体对WTO越来越不满，那些规章制度越来越不符合形势。美国许多国会议员代表选区里的全球化受害者提出质疑，要求WTO采纳美国的新建议，否则就退出WTO走人（We get out）。如果特朗普赢得了第二次大选，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因为他认为在WTO里，美国是吃亏的一方。很多违规事件一旦在美国发生，用不着中国等国家提出抗议，呼吁调查，美国自己就闹得天翻地覆，把所有的丑事都放到桌面上。而中国有了这些事情，美国却无法进入中国展开调查。

例如劳工条件，WTO有劳工最低福利、最低工资保护，有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规定。如果美国公司严重违反规定，美国国内就先闹翻了。但是到中国去查这些事情，调查员一到机场就被请到宾馆了，天天喝酒招待，让你找不到证据。找不到证据就没办法打官司。如果特朗普再干四年，美国要么迫使WTO改变规则，要么退群。在这两条路之间还有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才是我想讲的，未来最重要的发展方式。

第三条道路，或者第三种应对战略，就是比WTO的涵盖面更小的多边协议。WTO是全世界的，全球性的，多边协议比它涵盖面更小，但是标准严格很多，大多关于经济贸易、技术转让或金融等方面。例如去年东盟十国强力推动的亚太地区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中国想要加入这个多边协议，最后如愿以偿。东盟十国只有新加坡属于发达经济体；文莱有石油，也基本上属于高收入；其他八个成员国多为中下等收入国家，马来西亚、泰国是很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印尼、菲律宾是中下等收入国家；还有全世界最低收入的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进步最快，他在改革开放方面学习中国，但比中国力度更大，我们付出的代价，他基本上就不需要再付出了。

这个情况之下，东盟十国要制定一个多边经贸协定，标准就不能太高，否则2/3的成员国达不到，例如环保标准、技术标准、劳工标准、人群标准、产权标准等都有好几个国家无法做到。这几个国家原来跟我们的体制一模一样，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出口企业都无法获得太多政府补贴，但有很多非关税门槛，外面的东西进不来。这种操作最早来自日本，日本六十年代和美国打仗，不让美国的医疗器材进入日本，美国很生气，日本的什么东西都往美国销售，为什么美国医疗器材进不了日本？日本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你们的医疗器材是根据白人的生物特征研制的，我们是黄种人。日本想尽一切办法用非关税的办法阻碍进口，想尽一切办法通过政府补贴和扶植刺激出口。东南亚各国都在学习日本的这种做法，给WTO带来了很多麻烦。

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和公司是另一种关系，政府不持有和经营企业，更重要的是在西方制度尤其是美国制度下，如果哪一个政府推出政策，专门扶植哪些公司或产业，国内会闹翻天：我们选择了你这个政府，怎么就照顾他不照顾我们？政策无法推行下去。而且在美国的法律制度下，总统的命令不会一路畅通到底。特朗普签发的总统令，一个最基层的法庭都能否决，特朗普既不能派警察抓他们，也不能让他们下岗，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法庭是独立的，最基层的法庭可以否定总统的行政命令，那个制度之下很难实现政策倾斜。

东盟十国中，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我们原来的体制一模一样；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政商关系稍微远一点的；泰国、新加坡等国的政商制度更远一点。东盟拼命推进的亚太地区RECP协定，中国这样的经济体进入门槛很低，太高了他们自己也吃不消。这个大框架有一个好处，它在地理上最接近，区内贸易成本最低，且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有很多国内市场消费不了的产品，东盟十国六亿多人口中至少有三亿人口非常欢迎这些产品，他们买不起日本、欧洲、美国制造的产品，中国的产品虽然比不上他们，但是够用。

RECP成员国中，至少有七个国家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符合中国市场需要。他们的天然气、石油、矿石、煤、木材、海产品、水果、农产品，都是中国需要的。近年来，对内由于生产成本、环保标准逐步提高，对外由于贸易战打压出口，中国的制造业纷纷搬到东南亚，而且不是一个公司搬迁，而是上下游生产链成群结队搬过去。也有一些人在东南亚生态条件很好的地区经营现代化农业，再把农产品运回国内，因为国内的人均土地有限，很多地方缺水，有些地方的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不适合制造健康卫生安全食品。东南亚是非常好的伙伴，中国与欧美摩擦期间，跟东南亚的贸易量持续上升，东亚多边经济贸易大框架标准与门槛较低，中国很容易加入。

第二个重大框架，是奥巴马第二任期花费大量精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奥巴马任期结束时曾说过：亚太区域是过去三十年来，全球GDP增长推动力最大的来源，也是人口最多的区域；是对美国而言战略重要性最高的区域；同时也是全球政治风险与安全风险最高的区域——主要指朝鲜。这样一个重大区域，急需通过跨国经济技术贸易的新框架，为二十一世纪设立一个更高的竞争平台，更公平、更透明、更开放的平台。最后一句话没有点名，但讲得非常狠，奥巴马出身于法律系，讲话很有分寸，不像川普。奥巴马说：对于这个全球最重要的区域来讲，我们不能让非民主制领头制定国际贸易经济贸易规范、国际技术转让规范、国际资本流动的规范，必须让民主国家领头，才能产生动力，促进全球进步。

没想到奥巴马花那么大力气推动的TPP，特朗普上台后就退出了。特朗普说话难听，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他说美国人很天真，其他国家一许诺就相信，可是许诺的国家已经欺骗美国几十年了，再骗一次又怎样？美国的公司也好，工人也好，政客也好，一旦骗人，自己国内就开始互相揭露，媒体管不住，但其他国家的媒体不敢揭露。特朗普上台后就退出了TPP，认为TPP和WTO一样会让美国吃亏。美国退出后日本很着急，日本认为依靠本国经济体抗衡中国是很困难的，因为人口老化趋势无法扭转，日本又缺乏战略资源。日本希望搭建美国老大，日本当老二的框架，加强国际影响力。美国退出以后，日本的安倍马上胃疼，他太紧张了，人一紧张就胃疼。他后来辞职就是因为胃疼，跟这个事很有关系。

这种情况下，日本拼命坚持TPP，希望把这个框架搭建完成后，再叫美国加入进来当老大。当时他们觉得美国并不是永远不加入，把标准定得符合美国的要求，搭建好舞台，美国就可以加入。但美国退后其他国家如欧洲又提出一些新的要求，结果就改成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个框架一开始还不能到达美国的最高标准，成员国是朝着这个方向进步，希望赢得最大的经济体加入。

一个多月以前，我们的中国台湾省也要加入，中国大陆基本上同时申请加入，现在两方之间的加入都成为政治问题。加入CPTPP多边协定必须要第一次签约的17个经济体都同意，只要一个经济体否决，就加入不了，它的门槛现在还没那么高，但进去的标准在那。现在亚太地区很多经济体、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向拜登反馈，特朗普退群严重影响了全球化新框架的深度和广度，拜登应该代表美国赶快重新加入。拜登还没有表态，上个礼拜他们又在呼吁，拜登政府继续不表态。

拜登身后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助手，一个就是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一个就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还有一个更加关键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这三位都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民主党政府里面干过助理国务卿，助理国务卿帮办，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副总统安全首席助理等副部级职务。美国政府太简单了，部长以上就是总统，没有中间层次。

还有三位厉害的女同志。这几年美国女同志越来越多地担任重要职务，现在负责经济的三位官员都是女性。耶伦美国财务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L Yellen）；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也是我们校友；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这三位女同志向拜登反馈，不着急加入多边协议，等美国国会通过国内的重要政策与法案，配置齐全，再以更完善的准备工作和强大态势加入协定，一进去就强势领导。

全球化第三阶段的

重要发展、动态、趋势

拜登上台前，助手们就制定好了政策法案，但国会有反对声音，认为某些法案的名字太刺人，把全世界都不当回事，什么都是美国第一。后来又改名字，把最大的方案拆成几个方案，一个一个通过，因为两党政治的缘故，国会里面很难顺利通过。拜登的四年任期还剩三年，他已经八十岁了，如果身体健康，顺利推进几项法案通过，定海神针基本就抓下去了。

第一个法案关系到美国基础设施更新，全方位跟进基础设施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两个礼拜前，这个法案已经通过了。美国的基础设施很多是二战产物，至今已经超过50年，桥锈了，有些地方铁路也没人用了，美国人最讨厌铁路，美国人崇尚个人主义，认为铁路缺乏个人主义。

第二个法案是对美国的竞争人力资本进行全面提升，包括教育、科研、公共医疗、贫困家庭孩子的福利等，这个吵得比较厉害，现实就是哪些人得到多少好处。

第三个法案关系到最重要的产业和行业领域，估计明年3月份能通过。这个法案跟我们关系最大，至少80%是针对中国制定的。美国的制度之下，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是最容易的，每天都会下一个，但基本会被法庭否决。但是通过法案就不一样了，虽然过程漫长，反复争吵与修改，但一旦通过后就会长期稳定地指导全美行动。这个方案首先要在最重要的四大产业：半导体、电磁、药品、通讯领域里，扭转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只看经济成本，不看安全，不重视可靠度的这些做法。半导体芯片与IT有关；新型电磁跟国防有关。药品与疫情流行病传染病有关，本来他们不着急的，这次疫情给他们震撼太大了；通讯与美国最重视的基础设施和软件有关。他们要在这四大领域里重新建立美国的领先位置，只要通过了这个法案，下面的事情做起来力度就大了。这个法案的目标80%以上针对中国，国会两党的议员领袖很谦虚地说：我们的法案达不到中国的力度，但方向明确了。意思是中国就用这个办法来对付我们，现在我们也这样对付你，他们把话讲得很明白。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正在讨论之中，跟我们这种做研究的大学教师之间关系最大，即在人才和高等教育领域里，怎么样既使美国的高校继续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同时又不让外国利用美国开放的教育和研究体系，来拿走他们领先的知识产权成果，这是着眼于未来50-70年的大框架。

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新在什么地方？几个方案已经标记出来了。

美国一旦出现这些法案，就会对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协议产生重大影响。美国不会容忍欧盟跟中国签定的协议里留下太多漏洞，把负担丢给美国。举个例子，疫情期间芯片生产严重短缺，生产高端芯片的台积电是台湾最重要的企业，美国告诫台积电：你要钱有钱，要地方有地方，如果在台湾扩大生产是可以的，不可以选择到中国大陆扩大生产，只能选择到北美或欧洲。因为它的很多知识产权属于美国，台积电只不过进行高精加工，所以现在台积电正在前往北美和欧洲。

在全球化的第一阶段，资本、技术、管理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化生产链、供应链，何去何从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是成本，而成本最容易计算的。哪里提供了更低的成本条件，全球化就涌向何方。

全球化的第二阶段，由于疫情影响，很多政府发现成本算法的弊端，不管跨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有所属的国家，至少也有对应的制度保障。在国外市场生活还可以持有本国的护照，享受本国法律保护吗？特朗普任期四年加上之前一年，就是第二阶段的振荡、冲击、反思、检讨，互相指责，互相责骂、退场退群时期，大部分事情我们都还记得。

现在已经进入全球化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就是全球化最关键的产业与行业。产业主要跟经济有关，行业包括法律、金融、教育。在全球化最重要的供应链、生产链环节上，必须考虑国家安全因素，如果国家安全和成本计算之间发生矛盾，将通过法律的办法让成本计算服从国家安全。

当然，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体制之下，不可能把一切产业和行业都划入国家安全范畴。他们已经在排序，哪些无所谓的环节、产品、原料、供应链可以放手送往国外，例如内衣、鞋子、帽子就是无所谓的产业，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我讲的几大产业，必须把国家安全作为首要条件。这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例如粮食、普通芯片、技术含量不高的制造业机器，技术含量不高的能源产品等，根据形势的需要，可以宽松一点，例如粮食不到极端情况不会划入国家安全范畴。

全球化的第三阶段，至少将持续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是中国大陆所有公司，所有跟高新技术的研究推广应用有关系的研究型高校、投资银行、投资行业绝对不可忘记的一个大趋势，这个趋势靠一两个发展中国家挡不住，只能延缓，不能逆行。

谢谢。

（本文整理自丁教授演讲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