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坚：将自身作为当代文化的鲜活元素，博物馆迎来开放的30时代

三百余年的博物馆史，谱写的是“开放三部曲”，呈现出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上的递进。简而言之，就是从museum of people（人民的博物馆），确认法理归属和公共准入权，实现最显而易见的开放，可以用脚表达的开放；到museum for people（面向人民的博物馆），确认公共的主体性，实现空间和物的开放，可以用眼睛表达的开放；到museum by people（为人民所用的博物馆），确认公众对博物馆的阐释权，用头脑和心智表达的开放。如今，我们正面临的就是第三次开放。

公共性是近现代意义博物馆的自我宣示，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圣物、秘藏、宝库、珍宝橱、沙龙作出了必要而果决的切割。1683年，英国牛津的阿什摩林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1753年，大英博物馆成立，以作为国家和人民象征的博物馆自我期许，数年后面向公众开放。19世纪最后25年到20世纪第一个25年，伴随着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芝加哥美术馆、安大略美术馆等等经典类型博物馆的成立，博物馆成为社会公众的焦点，也成为知识生产的中心，全球博物馆迎来第一个黄金时代。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从第一个女性被博物馆接纳，到蓝领工人迈入展厅，从面向劳动者的博物馆之夜，到面向家庭主妇的社会教育课程，从无障碍通道到可以手摸的展品，全球博物馆始终不断打破可见和不可见的门禁，扩大开放范围。由此确认了博物馆在法理上、门禁规范上、硬件设施上的开放，也即博物馆的第一次开放，“museum of people”。

1990年至今以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球博物馆可谓处于第二个黄金时代。中心都市里，新建的博物馆不约而同地采用超大尺度，占领城市CBD，构成实际建筑和景观意义上夺目的城市天际线。然而，只有当成为文化意义上城市天际线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时，博物馆才可以欢呼真正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的到来。这需要博物馆实现更多、更好、更深刻的开放。事实上，在这个黄金时代的初期，博物馆已在探索走向“museum by people”的第二次开放，主动拆除围墙，为公众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文化服务。德娜·奈泽尔所指的“可见”和“可进入”就是探索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将这种开放融入展陈之中。不少博物馆将原本深藏地下或者后台的文物修复放置到展厅展线之上，观众可以隔着玻璃，甚至在隔离线外就可以看到青铜器、大理石雕像、绘画是如何一步一步修复的。巴黎的布朗利埠博物馆通过一条下沉步道，将乐器库房变成展线的一部分，也开创了库房式陈列的先河。以藏品数字化和网络化为核心，牵动了博物馆从保护到教育各个部分的智慧博物馆也是第二次开放的产物。博物馆的“拆墙”火花激活了全球博物馆，我们正看到博物馆正在尽己所能地向公众开放更多。

然而，这仍然不够！让我们重新回到博物馆第一个黄金时代的一些振聋发聩的论断，“博物馆要承担教育功能”“博物馆要像百货公司一样”，这道出了博物馆的本质职守和特色。教育是博物馆的核心功能，但博物馆不同于学校，不是义务性或者强制性教育机构，而是社会公众自我教育的场域。因此，我们是时候提出更深层次的开放了，这就是博物馆正在走向的第三次开放，即“museum by people”。博物馆要将知识生产权归还给观众和形形色色的被代言人群，让博物馆从单向度、自上而下灌输知识之地，变成观众可以表达、乐于表达、勇于听取其他人表达的空间。

前不久试运行的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是国内首个24小时博物馆（图片来源：朱锫建筑事务所）

技术有多大魔力，取决于博物馆人对开放之道的理解，而种种技术和手段，都是为了实现博物馆从物质到精神的开放

当下，我们熟悉的那些传统博物馆该怎样拥抱第三次开放？它们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有没有无所不能的技术能够实现这种开放？所有的技术、所有的智慧都最终取决于博物馆人对博物馆的开放之道，或者如何回归滋养博物馆的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抉择。因此，智慧博物馆的最大智慧是让渡的智慧。不少博物馆的实践为我们积攒了迎接第三次开放的点滴经验。

首先，博物馆不妨尝试将展陈和阐释归交给公众，帮助公众表达和阐释。从“神庙”到“论坛”，就是博物馆一路走来的“开放”的真实写照。阿姆斯特丹城市中心的新教堂是城市鼎盛时代以来城市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中心，也是历代显赫人物的墓地。在新教堂博物馆化之后，2007年曾经举办一场名为Hero的特展。起初，很多人仅凭标题，就以为这是个常规老套的历史名人展。事实上，作为展览焦点的“hero”可作多解，既可能是充满男性气概的英雄人物，也可以是主人公或者偶像。这个展览颇具创意地将阐释权和策展便利交给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最终，人们看到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里出现了披头士、曼德拉这样的现代偶像，出乎意料地激活了看似中规中矩的展览主题。

借助“馆外”智慧，广东省博物馆近年来也在更大限度激发策展创意，为自身注入新的活力。2016年该馆推出观众策展人制度，经过严格评审，诞生了首名以明清青花瓷为主题的馆外策展人。围绕即将举办的《红楼梦》文化展，该馆正在展开声音收集活动，邀请观众用不同的方言、语种朗读《红楼梦》诗文，讲述阅读《红楼梦》的体会与心声。

其次，正是基于对当下活生生的公众的尊重，传统博物馆需要重新融合被割裂的“历史”和“现实”，让历史成为现代生活的鲜活元素，传统能为当下和未来所用。

在我们今天展陈青铜器时，如果不考虑青铜器纹样对现代工艺美术纹样设计的影响，不考虑青铜器铭文如何影响清代中期以来的书学书风之变，不考虑三代青铜器组合所表达的社会观念至今仍然鲜活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青铜器就只能被当成客观而孤立的“艺术”，难以与时下的大众与社会产生联系。

近年来备受大众追捧的博物馆文创，无论是旧形新制，还是旧元素的全新阐发，都是“链接”传统与当下的有益尝试，当然，目前的尝试还存在同质化倾向以及初级徘徊的尴尬。

今天的博物馆还可以促成历史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唐三彩最初发现于洛阳，是一种根植于华北大地，拥有强大的辐射能力的艺术形式。历史上，以洛阳为中心的三彩艺术影响了数个朝代，例如有北宋三彩、辽三彩、金三彩等，也影响了多个国家，从新罗三彩和奈良三彩，到波斯三彩和安南三彩，不一而足。可以说，三彩就是历史上中国的文化实力的最好物证。现在，洛阳博物馆设立了专门展厅陈列历史上的三彩艺术，却并未孤立而隔绝地对待历史遗产——因以三彩为代表的多彩陶瓷工艺传统在洛阳地区一直延续下来，现代三彩艺术也被邀请到展厅空间，实现了古今映照和对话。

甚至，保存和展示历史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应该将自身视为鲜活的当代文化元素。博物馆可以对更大、更广泛的社会有更深远的贡献。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开幕就极大地提升了西班牙港口城市毕尔巴鄂的城市形象，帮助城市成功转型。

第三，博物馆应该清晰地表明自身作为社会教育机构，作为表达和阐释载体的身份，从以物为中心，尤其是以宝物为中心的执念中解脱出来。“物”仍然是博物馆业务的中心，但是并不必纠结于“原物”，更不必追逐“宝物”。对于作为社会公共性产物的博物馆而言，在服务社会公众的路上，替代性甚至多元展品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展品对“原物”的冲击只存在于宝物价值上，而教育功能并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对此，一些尝试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前段时间亮相的“美成天龙——天龙山石窟数字复原国际巡展”以及于上海宝龙美术馆举办的“大美之颂·云冈石窟千年记忆与对话”，都运用了数字技术复原文物，或化解不可移动文物的展陈困难，或为消除暂未解决的法律归属问题。

我其实更有这样的希望，既希望博物馆不介意甚至大胆使用“复制品”，不论是“原件”还是“复制品”都能恰如其分地用来讲故事，也希望吸引观众到博物馆的不再仅仅是那些“宝物”。

当下博物馆能够践行的策略当然也远不止于此。但归根结底，种种开放都是为了让博物馆最终实现“可用”和“乐用”，实现博物馆从物质到精神的开放。以这样的标准来看，当下博物馆中，无论是只解决技术问题的智慧博物馆，还是只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拆除边界、实现扩展的无边界博物馆，都是不完整，不彻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