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儿音乐2024年10月15日发布:完善宪法实施机制从严治党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现代国家治理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归根到底是权力不受制约，偏离法律预设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大反腐力度，强调依法治国，并通过完善体制和机制建设，形成约束党政干部手中权力的运行机制，2016年11月中央决定在北京、浙江和山西试点监察委员会制度，目的是探寻更有效的监督约束公权力的制度，保证宪法和法律实施。

2016年11月26日，由中央党校政法部主办的 “宪法实施、司法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学术研讨会在中央党校育园楼举办。来自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社科院、公安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政治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专家学者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实务理论工作者及《紫光阁》、《理论视野》、《中国法律评论》、《学习时报》等期刊媒体人聚集一堂，围绕宪法实施、权力监督、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问题展开深度研讨。

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卓泽渊教授代表中央党校政法部对各位学者嘉宾的光临表示最热烈地欢迎！他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非常关注的宏大的主题，也是党十八大以来非常重大的政治主题。国家治理现代化，涉及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法治化在中国的核心问题是党法关系，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是党的六中全会的主题，解决好法治与党的关系是我国宪法实施面对的问题，也是我党面对的重大问题。宪法、法律实施离不开司法、行政。从司法实践的顶层设计和启动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是最大的宪法性社会实践。最后，衷心地感谢各位的参与，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第一单元加强宪法实施的理论与路径

清华大学的林来梵教授认为宪法实施的动力机制包括四方面的内容，第一，宪法实施，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通过普通立法得到具体化得到实施；二是宪法直接得到实施；三是宪法实施监督。第二，宪法实施在中国的状况。他认为上述宪法的一、二方式实施的还可以，三宪法实施监督，落实的不好。他通过对宪法文本条款的实效性考察，认为宪法大部分的条款都得到了比较好的实施，只是少部分条款有待于得到有效实施。第三，宪法实施的监督是关键，宪法实施监督做不好是宪法实施没有形成独立机制，宪法本身具有巨大的潜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第四，建立或健全违宪审查的动力机制，建立具有纠纷解决机制的制度，发挥宪法内在力量。激活立法法第99条有关立法审查请求权机制，逐步形成合宪性审查移送机制。关于法治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他说法治应先行于民主，法治也不能走的太远，如果民主没有跟上，法治也不可能实现。如果民主没有发展，法治的发展可能是空谈，宪法实施制度，违宪审查制度也没有可能产生动力。武汉大学秦前红教授认为法治与民主应该同步发展，如果没有民主制度，不可能有法治。他说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可依赖的制度性的参照资源有三种：一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御史制度。要注意御史制度在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监察权异化和膨胀问题；二是参照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现在台湾还运行的监察院体制；三是参照资源是香港的廉政公署。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权，整合党内监察、行政监察、司法监察的职能，甚至审计职能，涉及国家重大体制的调整，必须修宪。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田飞龙副教授认为宪法实施事关国家主权，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香港议员宣誓的主动释法，意味宪法实施的某种学理和可能的突破，建构了一种对宪法或者基本法的监督机制，产生基本法上的全国人大的管制权。关于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把共产党中央考虑在内，可以有三种违宪审查模式：一是党和国之间分开运行，还有互动性，联合性。二是借助中立性权力的概念，成立中立性的宪法机构。三是现有法律体系下不能建立违宪审查机制，可以思考党内法规的审查，解析出某种原理和制度机制，承担对法律的违宪审查和监督。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郑毅副教授说宪法实施多年没有质的突破，需要改变思维方式，一要关注宏观的机制和制度的构建，二要针对宪法不同领域，不同制度层次的具体的个性问题研究它实施的个性化。他以民族自治和民族法治谈宪法实施，他说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民族法治形成了发展契机的三化：一是民族事务的法治化；二个民族法治的宪法化；三是宪法规范的实施化。从具体法治问题实施宪法解决有法必依的问题。中国社科院的翟国强研究员提出设立监察委员会涉及20年前宪法学界考虑的良性违宪问题，总书记强调重大改革必须与法有据，监察体制改革，试图以试错的方式推进改革，需要理论上探讨。秦前红教授回答说，宪法修改，不光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问题，司法体制改革，关于组织法修改也有论证，不修改宪法走不过去。中国过去改革的经验就是试错，主要是在经济领域里试错，党权或者其他权力不做大的调整，过去有运作的成功经验。当下在政治领域的试错，公权力调整，能不能用经济的办法解决，这是一个大问题，不经过试错就急忙推行是不行的，在中国良性违宪不可避免，到底用什么模式发展，需要共同思。

第二单元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与宪法实施

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焦洪昌教授认为从严治党，把党的权力禁锢到宪法法律里，如果不列出权力清单就无法治理。依法治党，涉及党的权力来源的根本问题，依规治党，不能所有的权力，都在宪法法律里做实，原则提议就可。如果把党的权力在法内坐实，将来更无法改了，因为已经完全法定化了，再切割就更难了。中央党校政法部王勇教授认为党内法规是执政党的一种规则，必然与国家的法规有密切联系。国家有两个比较大的权力体系，一个是按宪法逻辑形成的；一个是按党规形成。国家权力体系和党的权力体系密切联系，他认为二者一是价值目标趋向，为全体人民服务；二是规范的对象相同和交叉；三是实施上相互促进，党的主张通过法律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旭副教授说执政党实施宪法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看，执政党对宪法有实施的积极功能。执政党实施宪法，既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也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共产党的概念首先是一个有着宪法规范依据的概念，共产党这个词已经写到宪法文本里，就是一个法概念。我们的党一直在实施宪法，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解释宪法；二是做一些重大决定实施宪法；三是做一些违宪审查实施宪法；四是通过一些组织程序实施宪法。来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柳建龙副教授说，监督宪法实施的违宪审查或者司法审查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在1960年代权利运动的结果。在中国，权力关进笼子不是政府权力而是党的权力，党逍遥在外，也难以实现法治。中央党校金成波博士认为四中全会决定已经说明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的关系了，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党内法规，但实质意义党纪严于法律。山东大学王德志教授认为：在党的历史上，党规和国法的习惯称呼是党纪国法，这个称呼在概念上把党的规则和国家的规则区分开了，四中全会没有继续沿用这个称呼，他认为应该恢复以前的用法，把党纪和国法从概念上区分开，不能重蹈以前党国合一，以党代政的用法。

第三单元 “司法改革、宪法监督与宪法实施”

来自中央党校政法部的姜小川教授认为，司法改革从形式上、制度上都产生了一些变革，但人民对司法的满意度依然较低。司法改革应当首先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司法理念，既要符合司法权运行的规律，也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要能够反映中国民众的诉求。姜教授指出，司法改革必须与法有据，这就要求改革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之下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改革对象，不应当发挥主导改革的作用。姜教授认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自中国传统社会以来的一大优势，在未来仍然可以发挥具体和积极的作用。来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鲁桂华同志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努力建构公正、高效的新型审判机制”为题，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推进司法改革的具体做法和主要经验做了系统梳理和回顾。本次司法改革共有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职业保障以及人财物统一管理等具体的制度性内容。其中，法官员额制改革就是一项重要的核心的任务。北京市二中院在这些改革方面做了细致的工作，根据改革要求最终选任187名法官。同时，对入额法官提出了非常严格的工作要求和考核标准。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张翔教授提出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监督程序。张教授认为，我国宪法和《立法法》早就规定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宪法监督的框架和程序，只不过这一制度并未启用。张教授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因此，张教授提出有必要细化并完善全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宪法监督的程序，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案件筛选机制的建设。张教授为此提出了一个案件识别程序和案件转交程序。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的谢鹏程教授探讨了人民检察院改革及其功能建设问题。谢教授提出两个问题，分别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审查职能剥离会对检察工作和检察职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未来检察机关的工作格局如何安排。谢教授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检察院的建立、改革与职能变迁，检察权的结构变迁主要是从全面的一般监督权到只有侦查权的一般监督权，再到未来的只有行政执法监督权的一般监督权。谢教授认为，未来检察院工作格局要通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国家检察委员会权力配置以及检察权的结构和内在逻辑加以重新确定。来自中央党校政法部的刘素华副教授认为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具有统一性。刘教授提出，有一种舆论认为司法不公、司法改革效果不彰的原因是没有司法独立。还有一种舆论将司法改革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刘教授认为，所谓美国的司法独立，实际上也是在政党的控制之下，“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就是两党对司法权进行争夺的结果。从美国的例证中我们可以发现，司法独立与执政党对司法的控制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刘素华副教授认为，党对司法的领导与领导干部对司法案件的干预是不一样的。在当下，司法改革仍然需要党的领导，我们的司法机构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第四单元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宪法设计”

来自清华大学的于安教授提出，未来的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取决于它与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关系。其背后的问题还包括立法权与监察权之间的关系。于教授提出，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能问题需要明确，监察的对象、监察的范围内容以及监察的方式方法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它可能涉及到对不作为现象的监察，这就极大扩展了其范围，甚至可以从中推导出宪法监督的空间。来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齐小力教授认为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建立首先是宪法制度的变革，需要修改宪法和相关法律，进一步完善我国整体的宪法制度结构。齐教授认为，宪法需要新增一节的内容来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使之与“一府两院”平行。齐教授指出，未来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主要定位为反腐败工作进行设计，这就涉及到修改一系列的相关的法律，包括行政监察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来自对外经贸大学的李卫刚教授认为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实现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重要契机。李教授认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落实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的关键，体现了法治的要求和宪法的精神。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使“双规”接受宪法约束的最佳时机。李教授提出，国家监察改革扭转国家监察的散、乱、弱的局面，有助于宪法监督的落实。来自社科院法学所的翟国强研究员认为，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改革，意味着它将会对我国的宪法制度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是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表现。翟研究员认为，涉及到修改宪法时，不宜将党的机构和组织写入正文。翟研究员提出，国家监察委员会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与行政机构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明晰化，它与人民检察院的关系还可以有更多更大胆的制度想象。来自中央党校政法部的讲师李少文博士认为，监督的逻辑不是民主，而是自由和法治。宪法设计国家监察委员会需要在监督的一般逻辑之下，处理其法律地位与权限范围，尤其是处理与其他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李博士认为，国家监察委员会承担了全面性的监督任务，是捍卫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地位的重要制度方式。作为重要的国家机构，需要正确处理对党的代表大会和对人民代表大会双重负责的问题，需要处理好与权力运行中的相互制约和监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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