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在读” 杨扬：读一本好书，可以明白很多道理——关于丹钦科的回忆录《文艺·戏剧·生活》

　　丹钦科的名字对于熟悉戏剧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他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的大导演，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起创建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将契诃夫的《海鸥》《三姊妹》和《樱桃园》等作品成功搬上舞台。斯坦尼将这些戏剧表演的舞台经验提升为系统的戏剧理论，建立起席卷全球的斯坦尼体系。从戏剧专业角度讲，丹钦科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是他最早意识到契诃夫戏剧的潜在价值，说服了对戏剧创作失去信心的契诃夫，同意将《海鸥》重新排演；也是丹钦科说服了斯坦尼，请他留意契诃夫戏剧不同于以往任何剧作家作品的特殊之处。记得王元化先生在晚年谈戏剧的文章中，曾批评斯坦尼理论体系的僵硬，而把其中的一些有价值的戏剧发现归功于丹钦科。

　　从丹钦科的回忆中，我感受到的不只是戏剧艺术方面的启发，而是一切文艺成长过程都必须经历的历练和必需的素养。在丹钦科成功之前，他像很多人一样经历过挫折和失败，但他没有气馁。他有自己的艺术理想，一路走来，因为理念不同，不得不跟自己昔日的同仁、朋友分道扬镳，直到他遇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两人一拍即合，创建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着力打造属于艺术剧院特有的演出剧目，最终获得成功。斯坦尼之所以能够和丹钦科合作，除了他有胸怀能够容纳丹钦科之外，也与艺术理念上的相投有关，他们都不满于当时流行的戏剧演出，希望创建一家符合自己戏剧理念的艺术剧院。建立艺术剧院，除了钱，除了演职人员，最重要的还是要能够提供具有高品质的戏剧剧目。照一般人的想法，找名角，排演一些戏剧史上叫得响的剧目，总会名利双收。但丹钦科之所以高出同时代的很多导演之处，就在于他放弃了这种行业陈规，选择了一条属于艺术剧院特有的戏剧演艺新路。他是最早意识到契诃夫的剧作《海鸥》符合艺术剧院的创新理念，具有巨大的艺术潜力。这一探索过程也是世界艺术史上极其有名的创新案例：《海鸥》最初由名望比莫斯科艺术剧院大得多的圣彼得堡小剧院排演，在圣彼得堡上演时，完全失败。当时对剧作家契诃夫的精神重创，可以从契诃夫的书信中见出。他沮丧至极，感受到巨大的羞辱；他甚至怀疑自己的戏剧写作才能，表示再也不写剧本了。

　　丹钦科

　　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一次演出《海鸥》时，契诃夫躲到外地，不敢到场观看演出。演出的第一幕刚刚合上时，剧场长时间静默，演员们几乎绝望得要哭出声来，突然观众席上爆发出掌声，这掌声越来越大，经久不息，最后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一过程中，承受压力最大的，是导演丹钦科。他不仅要说服契诃夫同意他排演《海鸥》，而且还要不断提醒包括斯坦尼在内的剧组所有人员，《海鸥》不是一般的戏剧，是与历史上以往所有戏剧完全不一样的伟大的戏剧。我想这不仅仅需要极大的勇气，更需要极高的艺术鉴赏力。

　　丹钦科在回忆录中，非常详尽地记录了自己是怎样走近契诃夫的，简单地说，是在长期的戏剧表导演实践和戏剧教学训练中，丹钦科看到了现有戏剧表演的种种不足，萌生出寻找新的出路的念头，并在契诃夫戏剧中最终找到了突破口。对于莫斯科艺术剧院而言，排演《海鸥》是一个标志，丹钦科在回忆录中说，莫斯科艺术剧院此前排演过其他一些剧作家的剧目，但俄罗斯评论家一致认为，莫斯科艺术剧院是从《海鸥》的排演开始，具有了自己的标志和品牌。它不仅是在排演剧目，更是把它自己的一套戏剧标准，贯彻到每一个具体排练和演出环节，由此与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演出剧团相比，形成了鲜明的特点，这种特点显示出莫斯科艺术剧院在艺术理念上的创新和领先，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很多剧团纷纷效仿，对世界戏剧产生了广泛影响。

　　莫斯科艺术剧院是中国戏剧艺术家们学习的楷模，一提艺术剧院，人们便会不自觉地想到契诃夫的戏剧，曹禺先生称之为“契诃夫情结”。焦菊隐先生在1940年代抗战困难时期，抱病翻译丹钦科的回忆录，这种选择体现了中国戏剧艺术家的理想品格和艺术识见。焦菊隐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1935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38年获博士学位。他回国后担任过多所艺校的专业教师，因不满教学过程中的不良习气，离开院校，自己翻译、介绍国外的戏剧作品，希望以此推动中国戏剧艺术向高水平方向发展。除了翻译丹钦科的回忆录，焦菊隐还将契诃夫的《伊凡诺夫》《海鸥》《凡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等剧作翻译过来，介绍给中国读者。他是中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的忠实践行者，但也正是焦菊隐，最早在中国话剧领域提出了民族化与民族风格问题。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第一任总导演，焦菊隐先生是把莫斯科艺术剧院作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标杆，他希望北京人艺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拥有一系列属于自己独特品牌的优秀演出剧目。他执导的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蔡文姬》，老舍的《龙须沟》，都有不俗的表现，但最具标志性的话剧是他导演的《茶馆》。《茶馆》之于北京人艺，犹如《海鸥》之于莫斯科艺术剧院，从此中国戏剧人就以这样的剧目演出标准来要求中国的话剧艺术，不仅仅是表导演，而且还包括排练、舞美等一系列与戏剧相关的环节，都有了明确的标准和规范，所以，有评论者认为《茶馆》不仅仅是一部优秀话剧，更是新中国“国家戏剧”的最高典范。但这种“国家戏剧”不是国家意志灌输下来的结果，而是像焦菊隐、老舍这样一批杰出的戏剧艺术家持之以恒、长期努力的结果，而焦菊隐先生的这种戏剧理想，正是从丹钦科的回忆录中不断汲取力量的。

　　焦菊隐先生

　　焦菊隐先生在译后记中，有长长的文字说明自己与这部译作的亲密关系。他在人生最艰难的低谷阶段，靠翻译这本书来寻求精神支撑，从这本书中他看到了从事戏剧这一行当的前途和价值。读这样热情的文字，再回过头去看丹钦科的回忆内容，你会想到翻译不只是一种语言转换，更像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灵魂交流，就像当年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和《贝多芬传》那样，真正起到振奋人的精神作用。

　　2022年4月于沪西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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