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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国考已经拉开大幕，这是现在很多的中国人走上仕途的途径之一。在2020年国考中第一次明确“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人员、被开除公职的人员、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不得参与考试。”那么作为中国古代选拔高级人才的科举考试是否也和当前的考试一样呢？其实，真正说起来的话，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对考生的限制很多，身份限制、性别限制等等，这些限制条件自科举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直到科举考试被废除。今天我们主要从身份和性别来简单谈一谈从隋唐到明清这1300年时间里科举考试的报考限制。本文约4500字，阅读大约需要5分钟。

一、身份限制成为报考自由的障碍

科举考试自隋炀帝开始，在唐代以后，科举考试是允许读书人自由报考的，这意味着考生既不需要达官贵人的推荐，也不需要考虑出身贵贱高低，只要拿着能证明自已身份的材料到籍贯所在地的州、县官府内进行报考即可，这就是所谓的“投牒自进”。

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尽管科举考试是允许读书人是自由报考，但还是会对考生进行身份限制，并且从隋唐至明清，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于科举报考者的身份都有一定的限制。比如唐代就规定从事工商业的、在州县衙门当差的役吏(类似与我们的行政执法人员等)的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大多数时期的国策都是重农抑商，商业和商人都是排在社会等级的末位，因此不允许工商业者参加科举考试并不奇怪，重农抑商的政策趋势嘛。而对于在州县衙门当差的役吏，主要是由于统治者认为他们这些人平常接触的都是一些犯罪分子，正可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不说说所有的役吏都会同化，但是也不得不防，况且本身在衙门当差的役吏，他们大部分人的道德水平普遍也高不到哪儿去，这些人做官了也不能服众，因此他们也不需要参加科举考试了。

到了宋代，参加科举考试的身份限制主要集中在几种类型：一是不孝不悌者；二是还俗的和尚、道士；三是有明令规定的“工商杂类、身有风疾、惠眼目曾遭刑责之人”。这些人在宋代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明朝初年（朱元璋洪武四年）只规定:“令科举，凡词理平顺者，皆予选例。唯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意思就是能够识文断字的接受（公学或者私学）教育了的并且归顺朝廷听从领导的都允许报考，但是吏胥（古代地方官府中掌管簿书案牍的小吏）品德都败坏了，这些人不允许报考。其实我个人觉得明初朱元璋之所以颁布这样的诏令一来是刚建国，元末的常年战争已经让很多的人才流失，因此对读书人的身份没有那么强硬的限制了，但是不允许吏胥报考应该是和他童年成长时期遭受元朝小官吏的欺压有关。到了洪武十七年，朱元璋颁布诏令开始禁止胥吏、官学训导、罢闲官吏和倡、优、居丧者应试。这比洪武四年的诏令中多了很多应试的身份限制。明代后期和清代的统治者也都规定凡是娼(妓女)、优(演员)、隶（官府中的役人)、皂(军队中执役之人)的子弟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前边我们讲过，科举考试不需要考察读书人的出身贵贱、高低，但是这种不考察读书人的出身贵贱、高低是针对良民而言的。对于家庭出身不清白的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那怎么定义家庭出身不清白呢？主要是两种情况：一是家庭中三代之内有娼、优、皂、隶的都属于家庭出身不清白；二是佣人、看门人、轿夫、媒婆、剃头修脚者的都属于“身世不清”，他们的三代子孙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在这些限制条件中，“娼”的子弟不能报考，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演员子弟为什么不能报考呢?因为古代的演员在社会上真的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被蔑称为“戏子”。他们作为社会的附属产品而存在，并不能给社会创造财富，甚至被列为士农工商以外的贱籍。当然有个不靠谱的说法是，统治者认为演员既能饰演正面人物也能饰演反面人物，他们在诠释所演绎的角色是并要深入到角色内心，而自己的三观也会逐渐受到所扮演角色的影响，这样的人的品质是最不可靠的，万一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到子孙的德行，这种情况就很不好处理了，抱着类似于“宁可错杀，不能放过”想法，朝廷也会限制这些人参加科举考试。从当朝者的角度来说，这是最简单的初步筛选办法了。

那么按照科举考试的规定，出身不清白的人参加科举考试，就是违法的。从考生的角度出发，虽然说这种限制家庭出身的做法确实对考生来说是不公平的，但如果从稳固朝廷统治，确保政令权威的角度出发，对考生的身世限制是合理的的，并且在特殊历史时期是很有必要的。首先一原因是，读书人一旦获得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考上秀才或者进士的话，这在古代真真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如果考中的是进士，那么中举者的家乡会修建进土牌坊让进士的名字流传千古，进士的家族还会修“进士第”让这种荣耀一直保持下去，激励自己的子孙不断奋斗。而且哪怕是考上秀才这样的科举考试中的最低功名，也有“七尺三寸”的待遇，就是秀才的家的大门会比普通人家的高三寸，这也是一种荣耀。中举者的家乡和中举者的家族做这些都没什么，但是要注意了，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很多的朝代会把中举的读书人的祖宗三代公开公布，如果这些读书人的身家是不清白的，举子不但自己觉得难堪，科举在百姓心中的影响力也会降低。这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想想看如果娼妓的儿子都能当官了，那老百姓对当朝政府会是什么评价啊？统治者怎么去堵住这悠悠众口啊？朝廷又有什么威信啊？

另一方面的原因还在于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人才大多数是在今后要成为掌管一个地方的官员，他们不仅负责处理政务，还要担任一个地方的法官，负责处理辖区内发生的案件。如果在家庭出身这方面有污点的话，那么在以后处理公务时就很难有威信镇得住百姓。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官员拿起惊堂木来审问犯人时，被审问的犯人突然就指着他说你祖辈都是唱戏的或者说你自己出身都是贱籍，你有什么资格来审问我?这多尴尬啊，官员也没办法再大声讲话了，毕竟出身条件真的是硬伤。

不过，朝廷虽然对读书人在科举中进行了身份限制，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负责组织科举的官员会从宽地把握这种限制。并且，朝廷也会根据情况实施一些政策，让一些原来是贱籍的百姓脱籍为良民，这样他们的子孙就能参加科举考试了。比如在清朝雍正年间，徽州府的“伴当”、宁国府的“世仆”，他们这些人的地位是和当时社会上的乐户（现在俗称搞音乐的）、惰民（也就是今天的懒汉、无业游民）地位相同，他们都属于贱民，因此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是没有应试资格的，为了照顾到这一拨人，雍正皇帝采取了“开豁为良人”的政策，使他们及子孙都有应试资格。

当然在实行科举制的1300年这漫长的岁月里，也出现过贱籍百姓的子孙破例能参加科举考试的例子，但这也只是少数。比如《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了郝同篪受祖父恩破例参加科举考试的故事。在清代道光年间，有一位叫郝金官演员告别了舞台后，带了很多的银两回到自己的山东老家。刚好当年山东发了较大的天灾，民不聊生。郝金官就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去救济灾民。为回报郝金官的善举，当地政府就请求中央朝廷给郝金官一个官职。但郝金官坚决推辞，不过他也不是什么都不求，他请求朝廷允许他的孙子郝同篪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由于他的善举太感动了，朝廷最终同意他的请求，郝金官的孙子郝同篪能够参加科举考试。可能是这个机会太难得了，郝同篪非常努力上进，在同治四年考中了进士，没有辜负他祖父郝金官散尽家财的良苦用心。

二、女性不得报考是不成文的规定

现代的考试不论是高考还是国考、省考，甚至是社会一些公司和组织的招聘考试都没有规定女性不能参与。但是在中国古代，科举考试最严格的限制性条件就是性别，女性是不能参与科举考试的。这一方面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女性的社会地位有关系。其实很多人会纳闷，我们中国古代很多的戏曲中有很多女性中状元的故事啊，比如《女驸马》中的冯素贞、《再生缘》中的孟丽君等等。但是要注意了，冯素贞、孟丽君等等女驸马都是戏曲人物，没有任何的文献证明她们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这只是由于戏曲创作者无比的艺术才华让她们在世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导致人民就错误的认为历史上是真实存在女状元的，科举考试也是允许女性报考的。

实际上，可以非常绝对地说，在科举考试制度实行的1300年间，参加考试的只有男性，没有女性。令人奇怪的是，我们至今在能查找到的有关与科举的文献中都找不到任何一条明令禁止女性参加科举考试的条文。其实，禁止女性参加科举考试不用明文规定，因为科举考试是选拔文官的考试，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中是没有女性官员的岗位的（当然除了少量皇宫内官之外)，因此禁止女性报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根本用不上明文规定。

这就有很多人表示不服气了，想着“女扮男装”不就成了？有这种想法的朋友真的很天真了。在古代就算女性能通过各种关系报考成功了，进入贡院之前的搜检也会将女性排除在科举考场之外。因为从唐代开始，历朝历代的科举考试都实行严密的搜检制度，并且这种搜检制度会对着科举考试的地位和规格越来越严厉，甚至有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苛刻。外貌上可以假扮，但在生理上的区别这可没有办法假扮了。明清时期，在进行乡试（省考）和会试（国考）搜检时，每个考生都会经过前后两个士兵的分别搜检，搜检时从头发丝到鞋袜都会给整得明明白白的， 考生的头发要全部解开（古代人留长发嘛），鞋子和袜子要脱掉，衣服（包括内衣、内裤）全部解开,相当于整个人就赤条条的站着等着被搜检，在这样严厉的搜检措施下，女扮男装百分之两百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如此，不少有满腹诗书才华的中国古代女性只能仰天长叹，恨自己空有一身才华却无法去施展了。唐代女诗人鱼玄机的“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上名”表达多少古代女性的不甘心啊。

当然，如果女性真的满腹经纶和才华却无法参加考试，那还有一种途径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那就是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明史》记载的杨文俪就是这样的人。杨文俪浙江仁和人，也就是现在的浙江余姚人，她从小就很聪明，在小时候就已经能够把《礼记·内则》《列女传》等这些书背熟于心。在她的父亲，工部员外郎杨应獬的细心教导下，她十分精通八股文写作。清朝乾隆年间的纪晓岚对杨文俪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他认为杨文俪在明代精通八股文的女性中是可以排到第一名的。他作为《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甚至在《四库全书提要》中盛赞杨文俪：“盖有明一代，以女子而工科举之文者，文俪一人而已。”但遗憾的是，在古代光有才华是没有用的，如果你是女性，那只好遗憾地和科举功名说拜拜了。和鱼玄机一样，杨文俪对自己空有一身才华却被性别耽误了这样的事情糟心过。后来，杨文俪在嫁给忠臣孙燧之子孙升做继室之后，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培养五个儿子身上。杨文俪亲自教她的五个儿子怎么写科举文章，怎么作做科举文章、怎么写八股文。后来,这个五个儿子中有四个考上进士，这其中还有三个官职达到了尚书级别，在明代，尚书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干部，都是中央正规军出身的。另外一个是太仆寺卿，主要是管理朝廷车马事务的，正四品的官，这级别也是很高了。

历史的车轮不段前进，社会也在不段地进步，在古代种种不可能的事情在现代的社会都可以变为现实。那些当初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种种限制现如今也随着社会发展被取消，女性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更多的女性参与到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来，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以上就是关于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关于报考限制的一些小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