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就撤了1450个协调机构，基层的议事协调机构为何越减越多？

专家分析，政府处理跨部门任务时，议事协调机构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尤其是近年来，因为面临着大量的新形势、新趋势、新业态，比如数字化转型、平台经济等，“这给政府治理带来了很多新的需求，也意味着会出现大量的部门协作或者联合治理的场景，因此就会成立大量新的议事协调机构”。（《中国新闻周刊》8月29日报道）

这个新闻引发热议，但很多网友显然没有注意到议事协调机构并不新设编制、岗位，所以无论这种机构设立或撤销，既不涉及裁员，也不涉及新增冗员。

议事协调机构的大量出现，确实与专家所说的工作需要有关，比如新问题、新业态出现，客观上需要多部门协调治理有关，比如网约车、社区团购，以及新冠疫情期间的保供等问题。

但新问题、复杂性只是一个原因，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原因。

一个县的层面出现1450个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一个镇就有上百个，这就很难拿上面的原因来解释。因为现有的地方治理，尤其是县域治理，实际上是赋予了县级主官相当集中的权力，县域治理涉及的利益主体相当单一——综合的、复杂的问题，往往会纳入地级市甚至省级权限。

当然，也有例外。广东的东莞、中山采用非常少见的地级市直辖乡镇的方式，而珠三角其他一些地方也曾采取过地级市治理和审批权限向县、乡镇两级转移。而珠三角外向型经济的分散性，以及空间上的密集性，加上外来人口较多，客观上决定了该区域的县和乡镇治理，具有其他地方不具备的复杂性特征。

在多数地方，县一级的治理架构相当完整，已有的部门（局委办）以及行使部分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国企非常齐整。按部就班足以应付主要的治理和服务任务。而且，一级一地的党委、政府的办公室（厅），以及发改委、政法委等机构，本身就带有跨部门协调的职能。也就是说，并不存在较多的议事协调机构的需要。

真正导致议事协调机构大量滋生的原因，其实更多是盲目模仿上级以及所在省省会城市。也就是说，一些问题，可能在层级层面比较高的省和地级市，是客观上需要多部门协调的，而且协调难度超过了既有的发改委、党委政府办公室（厅）的工作能力。但这些问题在基层的呈现，相对就比较简单，而且完全可以通过参照上级处理的意见，直接确定具体事权的责任单位。

比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协调，就需要四川省和重庆市建立省际综合性的议事协调机构，而四川省一些地市以及重庆市一些区县（重庆市的区县视同为地级市），还各自对应建立了联合的议事协调机构。但在四川省、重庆市很多基层地方，落实双城经济圈融合发展任务，其实并不需要专门建立议事协调机构，说到底，到了这些基层地方，根本没有对于落实双城经济圈融合发展任务的否定权以及选择权，就是上级定好了，在基层地方拿来执行。但实际上，无论在四川还是重庆，最底层的县和乡镇，依然会以各种名义的议事协调机构来落实工作任务。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议事协调机构因为跨部门，具有相当的临时性和任务导向，又由地方党政主管领导“挂帅”，从而被认为有助于打破很多地方长期存在的部门本位主义，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强势部门确立的行事规则，可以极大地提高审批决策、项目执行的效率。但问题是，既然部门本位主义是明确有碍于地方发展的，本就应当通过作风建设以及制度建设予以摒除，而采取转移矛盾的方式，让地方党政某个主管领导“挂帅”来暂时规避这样的部门本位主义，本质上就是绕着困难走，部门本位主义不但不会因此消除，还会强化。

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地方，体量比较大的投资方、企业，与中小企业和普通市民，对于地方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会给出完全大相径庭的评价。

议事协调机构的建立和运行不仅具有随意性特征，而且必然造成一种强烈的惯性——或者说，如果地方党政主管领导真心实意想要做成一些事，就不得不通过不断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来确保落到实处。

我们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提到过，大量的议事协调机构不断成立，高频度地占用基层干部的工作时间，而议事协调机构决定的任务、目标，因为领导的介入和重视，所以是不能拒绝和拖延的。这使得很多人很难在工作时间里完成自己所在部门的本职工作，只好加班加点，疲于奔命，或者得过且过地将本职工作敷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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