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用历史和理论拯救政治学聚焦年会

徐勇，中国政治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徐勇教授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项，研究成果丰富，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党政研究》等国内权威以及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两百余篇，代表性作品有《“郡县制”“封建制”的历史纠缠与斗争——以关系叠加为视角》《中国的国家成长“早熟论”辨析——以关系叠加为视角》《从中国事实看“东方专制论”的限度 ——兼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东方政治论断的辨析与补充》《基于中国场景的“积极政府”》等。

《用历史和理论拯救政治学》

图｜年会现场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但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问题，而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西方引进的。政治学恢复重建四十年，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追随西方，主要是美国政治学的步伐。我们自以为美国政治学最新的成果才是正宗的政治学，在美国政治学刊物发表论文才是正宗的政治学论文。由此便可能会造成一种后果：中国的政治学日益美国化、公共管理化，自我走向毁灭还不得自觉。徐勇教授认为造成该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时空错位。

1.欧美学术的成长

任何一个文明体的成长都有一个发育发展成熟烂熟以至衰败的过程。19世纪是世界大转折世纪，也是处于文明高点的欧洲世纪。此时的政治学处于对宏大问题的思考阶段，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巨匠。政治学关注的主题是“国家”，流行的方法是历史比较主义，使命是发现和阐释政治过程的“法则”。19世纪的美国也接受了这一潮流。E·A.弗里曼的名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座右铭。20世纪是美国世纪。美国政治学主要表现为高度专业化的政治科学，特别是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像自然科学。”（迈克尔·G·罗斯金)尽管在美国政治学发展中，也有过“重新欧洲化”的提法，但“美国化”始终居主流地位，政治学不再以国家为主题，行为主义大行其道，关注的是具体的政治运行过程。因为专业化趋势，政治学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细碎化。随着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公共管理学崛起，其对美国政治学构成了严重挑战。由于放弃了对国家等宏大问题的关怀，美国政治学愈来愈失去解释力。毕竟人类不同于自然物体。以自然科学为标准的政治科学，科学愈多，愈不科学；科学愈多，愈会让位于更为接近自然科学的公共管理学。亨廷顿之后再无亨廷顿，大师不复有，小匠何其多！欧美政治学经历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过程。从17到19世纪，欧洲的政治学为未未政治世界确立了基本走向，美国政治学只是这一走向的延伸。就如一棵大树一样，美国的政治学是对欧洲政治学的开枝散叶，是从欧洲的根干上生长起来的枝叶。

2.中国政治学的“早熟”与可能的“早衰”中国有着丰富的政治历史，但并没有一门作为学科的政治学。

政治学恢复重建后所接触的主要是美国政治学，特别是日益趋于公共管理化的美国政治学。这造成了中国政治学的“早熟”，即跨越了对宏大问题研究的阶段，直接进入到微观具体问题领域，很快遭遇到对微观问题更为擅长的公共管理学。而外国刊物发文的导向，肯定是具有公共管理特点的政治科学论文。从学科成长规律看，中国的政治学无根无本无源，根基不牢，而迅猛的公管化，造成研究的碎片化，加剧了政治学的“早衰”。我们学习的最新美国政治学，实际上是欧美政治学大树上最末端的几片树叶。学得愈多，政治学衰败得愈快。近几年的学科“内卷化”日益严重。社区治理成为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众多学科的研究热点，成果不计其数，但罕见原创性和有影响力的理论。如“邻避”“街头官僚”等理论名词，都是用外国理论来解读中国的现象，而非从中国大地上生出来的本土理论。

3.大时代与中国政治学使命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文明体在19世纪处于衰落期，之后的主题是“救亡图存”，重要方式是向西方列强学习，中国人还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思考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进入21世纪，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中国进入到一个历史翻转的大时代。大时代需要宏大理论的“补课”与建构。宏大理论是思想高地，是学术自信的基础。尽管大时代与小时代叠加，但大时代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学的优势正是宏大视野，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思想源泉。因此，我们应遵循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政治学是人类最高的学问”。

4.将历史视野带入政治学

大时代意味着历史的变革。政治是历史的产物。人类历史是多路径的。曾经站在现代文明高点的人们认为，先行者是后来者的典范和复制品，美国抛弃历史比较主义，在于他们认为美国的政治学“对于全世界都有独特的意义，其知识类型和范围值得输出或仿效。”（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材）但是人类政治发展道路证明，美国道路并不是唯一的，也不可能完全仿效，这在于历史底色不同。只有进入历史过程之中，才能深刻理解不同文明体的政治发展。历史政治学的迅速走红，是当事人始料未及的，学科的出现正在于大时代的呼唤。历史政治学重在以政治学理论解释历史，探寻历史规律和内在基础。历史学长于叙事，政治学长于说理。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但最欠缺的是理论。正如黑格尔所说，“在中国人中间，历史仅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于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者理解。他们的法理学也是如此，仅仅把规定的法律告诉人；他们的伦理学也仅仅讲到决定的义务，而不探索关于他们的一种内在的基础。”因此，历史政治学需要高度的政治学理论自觉。

5.历史观与长周期政治历史政治学首先要有历史观。

长时段、大历史、超稳定等历史观的共同特点有两个：以现代价值度量历史；将历史形态置于观念形态。基于此，徐勇教授提出了长周期的历史观：从历史理解历史，将历史置于历史进程中寻找因果机制。长周期政治的命题是从中国政治历程中内生出来的。诸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百代皆行秦政制”，直至近代以来“三千年之未有的大变局”“百年之未有的大变局”。只是因为缺乏学科研究，对其中的“必”、“也”、“皆”、“变”没有作出深刻的学理解释，未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长周期要回答在一个长时间段里的“变”与“不变”的内在机理。中国的国家形态和国家演化的重要特点是在同一个空间里进行的。国家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结构形式还有诸多方面延续着过往。中国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走到了今天，由此也引起了人们对历史和政治的广泛关注和争论。《大秦赋》热议中政治学人的缺席和“失语”，在于政治学人过于陶醉于眼下的小时代，做点小学问。美国人对中国战略判断的失误，早已为美国“中国学”开山鼻祖费正清所预见到：“这个新中国的生活和我们外国的生活相互渗透，但在它的下面和后面却潜藏着古老的中国社会。”只是文明的傲慢和学术的偏执遮蔽了政治学后人的双眼，从而缺乏深刻的洞察力和强大的解释力。

当下正是拨云见日，正本清源，思考大学问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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