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蛙2024年10月11日发布:深切悼念周光召同志

光召同志于1987年1月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可以说是临危受命。当时中国科学院正处在改革与发展的低谷甚至是泥潭之中，经费短缺，人才断层，条件简陋，设备落后。中国科学院何去何从？院内院外、上上下下的思想也不统一。光召上任后高瞻远瞩、深谋远虑、驾驭全局、推陈出新，制定中国科学院的发展战略、规划、方针、政策，带领中国科学院爬坡过坎，走出了低谷。

特别是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光召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既运筹帷幄、统揽全局，又以身作则、呕心沥血、亲力亲为，中国科学院因此吸引和聚集了国内外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家。1987年，当时全院职工8万余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万余人，行政人员7000人，工人2.3万余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中的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仅10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已年过50岁。由于“十年动乱”对科技事业发展的影响，中国科学院人才队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已十分突出，年轻科研人员的缺乏已造成科技队伍的人才断层。为了尽快改变人员固化、论资排辈的不利局面，为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光召提出了设立院长基金、职称破格和特批晋升等举措。这些举措的出台为弥补人才断层、为青年人才成长创造了重要条件，也极大提高了当时科教界对青年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视程度。我本人就是这两项举措的直接受益者。

1987年，我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完成学业后回国到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工作。回国前，我与用人单位从未谈起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等问题，只想回国后立即开展科研。当时，化学研究所科研经费非常拮据，只能借给我12万元作为课题费，在地下室辟出一个地方作为我的实验室。1987年底，光召院长召开了一次科技体制改革的座谈会，我在会上介绍了自己所从事的扫描隧道显微镜研究工作的前沿与进展，并汇报了当时科研经费短缺和条件简陋的情况。光召当即对我说：“你马上写个报告给我。”他后来派计划局的局长和处长等到我的实验室，听取科研工作汇报及下一步工作的设想。不到一个月，30万元的院长特别基金就拨到了我的课题组，这无疑是雪中送炭。这是我回国后开展科研事业的一个起点。如果没有当时院领导对科技前沿敏锐的洞察力，没有院里针对青年人才培养设立的院长基金，也许我的科研工作将会徘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1988年4月，我们的研究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一天，我接到光召的电话，他要来实验室看看我们的工作进展。院领导在百忙之中，还在关注一个课题组的科研状况，怎能不让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感动？激动之余，我说马上通知研究所领导。光召说他今天还要出国访问，不必惊动研究所领导。光召到了我的课题组，到当时我们工作的地下室里，看到大家的工作紧张有序，他非常满意，并嘱咐我们要爱惜身体。就在光召视察的当天晚上，我们研制的扫描隧道显微镜的计算机屏幕上，显示出清晰的原子图像，我们的仪器提前研制成功了。这是一种机缘，抑或是一种巧合。

为了使一批年轻有为的优秀人才能够晋升高级职称，1987年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率先实行45岁以下中青年科技人员专业技术职务的“特批”制度，即45岁以下科技人员晋升研究员、35岁以下科技人员晋升副高职务，只要通过所在单位职称评审委员会的答辩，其名额可不受单位指标限制，由中国科学院在院层面的指标内“特批”。作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特批”的22人之一，我于1987年晋升为副研究员，时年34岁。这个年龄做副研究员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科学报》（《中国科学报》前身）在一篇介绍我工作的报道时，特意以《一个34岁的副研的故事》为题，以此强调我作为副研的年龄较轻。两年后的1989年，我又被特批为研究员。在当时，这样的年龄被聘为研究员非常不易，可谓开了先河。

光召关心我的成长，尤其当我在工作上碰到一些困难和不顺心的时候。有一次开会之余他见到我，拉着我的手在院子里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他宽厚的手掌里传递着爱意和温暖，给了我力量，这个情景我一直铭记于心。

光召非常注重与青年科学家的交流。在1991年6月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局战略远景处组织的“纳米科技青年科学家研讨会”上，光召倡议成立青年科学家创新联谊会（后改名为青年创新联合会，是中国科学院青联的前身）。他说，青年时期是一个人创新能力最为旺盛的时期，而科技创新充满艰难，需要志同道合的青年科学家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相互支持，联合起来克服困难，创新联谊会将作为他联系青年科学家的重要途径。我作为创新联谊会的会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深切地感受到他对年轻科学家的赤诚关爱和精心呵护。

创新联谊会成立时只有十几人，后来发展到200多人，主要由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年轻学术带头人组成，后来扩展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当时创新联谊会聚集了一大批青年科学家，如冯长根、马颂德、马志明、李静海、陈肇雄、袁亚湘、郭雷、张泽、李国杰、陈霖等。创新联谊会每月第一个周五的晚上举行例会，开始是在北京的中关村外专公寓，后来改为中科大厦，由当月的轮值理事主持一个专题研讨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为期3天的年度学术会议，年底举行一次新年联谊暨工作总结会议。

光召每年一定会全程参加年度的学术会议和新春联谊会。他很专心且细心地听取每一位青年科学家的报告，一坐就是一整天，有时是连续3天，而且会作讲话，会议休息时还会找青年科学家个别交谈。

1996年3月，我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光召同志在中国科学院党组会上说：“春礼，你是班子里最年轻的成员，你与年轻人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你分管人才和研究生教育吧。”我从此有更多的机会在他身边学习、工作。

经过几年的努力，至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年轻科技队伍在数量上得到了大发展，在质量上也有了大幅度提高，然而存在的问题仍不可忽视。在这支队伍中，优秀的学术带头人相对缺乏，真正一流的、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年轻科学家仍然寥寥无几。因此，加快吸引、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优秀的年轻学术带头人就成为中国科学院20世纪90年代科技队伍建设的重要任务。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科学院启动了专门的高端人才计划。1994年，中国科学院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从经费中拨专款支持该计划，通过集中有限资源，对优秀人才给予重点支持，计划到20世纪末从国内外吸引并培养百名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朱日祥、曹健林、卢柯、刘丛强等14人成为首批支持对象。该计划为优秀人才提供200万元的经费支持，其中主要包括科研经费、仪器设备费和住房补贴费。从1997年开始，该计划扩大招聘规模，由过去每年20人扩大到每年100人左右。后来该计划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中国科学院的引才目标进一步扩大。中国科学院的这一高端人才计划开全国之先河，在科研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对青年学术带头人加大支持力度，在全国引发积极反响和链式反应。

光召不仅放眼世界科学前沿，高瞻远瞩，谋划未来，同时始终胸怀祖国，心系国家大局。他说：“中国科学院要始终和贫困地区的人民站在一起，想人民所想。”1996年，为进一步提高中国科学院西部地区研究所的竞争力，促进西部地区科技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为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根据西部地区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和研究所发展的需要，中国科学院开始酝酿“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

1997年初，我受光召同志委托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召开了专题会议，开始实施“西部之光”计划。1998年，“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发展成为一项区域性人才工作计划，由中国科学院和地方政府共同实施和推动。“西部之光”计划实施以来，得到了中组部的肯定与支持，获得了地方政府的欢迎和配合，为西部地区人才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国家一项长期政策。

光召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也让我受益良多。我上任后不久，他对路甬祥、严义埙、许智宏、陈宜瑜和我几位副院长说，我们科学院要倡导一种平等的氛围，我们相互之间称呼不要带头衔，建议直呼其名或称同志。因此，我们大家也习惯称他为光召同志。光召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考虑到当时国家经济水平和中国科学院的实际情况，他出差乘飞机坐经济舱，走普通乘客通道。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大家都和他一样。

近些年，光召一直住在医院。我去看望他时，由于他不能说话，便用手握着我的手使了使劲。他终于认出我来。每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都百感交集，十分难过，一直由衷地盼望着奇迹出现，他能够康复。

如今光召走了，但他的思想观念、学术成就、科学精神、言行风范将在我们科技界乃至全社会传递传承、发扬光大！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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