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晚唐吟苦诗的内涵和功能

中晚唐诗坛的吟苦诗内涵颇为丰富，既有反映生理和安全需要的生活之苦，也有精神之苦。其一是吟生活之贫苦。中晚唐吟苦诗人多穷士，尤其多科举穷士诗人，出身孤寒，屡屡落第或终生未第，如雍陶“少贫”；马戴“苦家贫，为禄代耕”；任蕃“家贫吟苦”；方干“家贫”；张乔“咸通骑驴之客”；张蠙“初以家贫累下第”；周繇“家贫”；李洞“家贫”，因此诗中所吟生活之苦即是对自身境遇的真实书写。举凡怀友、赠寄、书怀、送别、感时、闲适、山水田园、唱和等各类诗，“吟苦”从未缺席。如孟郊《秋怀》诗：“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秋至老更贫，破屋无门扉。一片月落床，四壁风入衣。”姚合有“小市柴薪贵，贫家砧杵闲”（《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五）；张籍有“老大登朝如梦里，贫穷作活似村中”（《书怀》）等。其二是吟仕途之苦。仕途偃蹇之苦，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士最深切的痛苦。中唐以后大多数诗人皆处于穷愁困顿不得志的状况，如孟郊虽有很强的功名心，却一生沉沦下僚；李贺虽才高，但连参加科考的资格都没有。张籍年近五十还是一个小太祝：“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病眼街西住，无人行到门。”（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苦吟诗人贾岛，为功名还俗，数度应举都连败文场，一生穷困潦倒，诗歌中充满了对人生不幸、仕途的绝望，如《叹命》诗：“三十年来命，唯藏一卦中。题诗还问易，问易蒙复蒙。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影孤别离月，衣破道路风。归去不自息，耕耘成楚农。”三是吟精神之苦。孟郊、贾岛诸人诗中充塞着怀才不遇的愤懑、忧伤，下第的苦闷，对世态炎凉的讽刺；姚合早年的武功体诗歌充满着久任远县卑职的寂寥和苦闷：“作吏荒城里，穷愁欲不胜。”（《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十四）“不自识疏鄙，中年住在城。过门无马迹，满宅是蝉声。”（《闲居》）李贺借诗歌宣泄心中的郁愤苦闷：“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此外还有漂泊流离的伤感，对社会动乱边塞不宁的批判，对历史的反思，隐逸情怀的幻灭等精神领域的苦痛。

吟苦诗风的差异

同是吟苦，然诗风有异，大体上中晚唐诗坛的吟苦诗呈现两派：一派如张籍与姚合，以“苦”来抒写自己的闲适、疏野的性灵，呈现清雅、含蓄的特色；另一派如孟郊、贾岛，因苦而写苦，呈现险峻峭拔、僻寒险奥之风。

张、姚一派的“吟苦”诗语言平淡，少奇僻之语，诗风平淡简净、清雅含蓄。写缺衣少食、居无安身之所、仕途偃蹇等“苦”，都平平道来，没有愤激之色，甚至还有闲适、自在的情绪在里面。他们以“苦”来抒写闲适疏野的性灵，虽“贫富常交战”却“道胜无戚颜”（陶渊明《咏贫士》）。如张籍有“终朝自在贫”之语，即以一种相对淡然的态度对待贫困的人生、生活，写其仕途之偃蹇、怀才不遇之窘涩，不直接宣泄愤懑，而是借羁旅行吟来抒写多年奔波劳苦而无所获（《羁旅行》）；借咏物——古钗，来暗喻自己如古钗一般不遇于时（《古钗叹》）。姚合的《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主要就是吟咏自己安闲、淡泊、疏野的生活趣味和生活经历，把吟苦当作一种生活逸致、品味来写，以“苦”来标榜自己的闲适、疏野。

孟、贾诸人多以锋锐凌厉的语言，呼天抢地的悲号、质问甚至哭诉自己贫病生活中的琐细、蹇涩仕途的苦闷等，多因苦、感苦而写苦，他们的吟苦诗“词旨酸怆，几于怨矣”（《剡溪漫笔》），峭拔怒张。如孟郊诗：“饥鸟夜相啄，疮声互悲鸣。冰肠一直刀，天杀无曲情。”（《饥雪吟》）以及《老恨》《叹命》等诗，被视为“寒虫夜号”“穷如秋露”，气促词苦。贾岛更甚，善写其贫苦生活的琐细寒俭之事，营造一副苦寒景象，如“近日营家计，绳悬一小瓢。”（《寄乔侍郎》），其《客喜》《朝饥》等诗，被评为“气韵幽寒，骨响崎嵌。”总之，吟苦诗风固有差异，然所吟都是坎坷穷苦的生活，是为广大底层苦难民众发声，也是对千百年来儒家“诗言志”的继承。

吟苦诗的功能

“吟苦”诗作为曾在中晚唐诗坛风行一时的创作风尚，与贞元、元和之后险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此时的唐王朝已经积重难返，朝政败坏，文人有深重的忧患感与惶遽感，多数文士的生活状况并不如意，所以便形成了自述困境愁怀的诗风。

吟苦诗具有“安慰剂”的诗学功用。诗人以自叙苦难来消解贫困生活、仕途偃蹇带来的心理压力，以求精神上的超越和升华，探求摆脱苦难的精神手段。对此肖占鹏先生曾言“韩孟诸人主张‘吟苦’是以抒写一己之穷愁不遇为宗尚，在客观上使诗歌导向了较为自觉的主观抒情，强化了诗歌的抒情功能。”（《韩孟诗派研究》）可见“吟苦”正是诗人发挥诗歌“勉”“慰”功能的具体运用。纵观这时期的主要诗人韩愈、白居易、张籍、孟郊等都有困窘之时：韩愈、白居易有被贬斥的经历，孟郊参加科举多年不第，张籍在太祝之职上十年不调。因此中晚唐诗人的吟苦诗，既是诗人对自己生命体验的摹写，也是诗人对自己的安慰、劝勉，以消解社会、生活带来的各种压力。

吟苦诗也是中晚唐诗人们摆脱社会角色、立足个体生命存在体验的一种反映。人既是个体的生命存在，又是社会整体的一分子，自我个体与社会角色两种不同的体验方式左右着作家的创作。在社会趋于稳定、社会意识形态呈高度一体化的时代，文人学士在飞黄腾达、春风得意之时多写社会角色意识占主导的应景酬唱之作，只有在仕途失意、坎坷流离之时，才写出表现自己个体生命体验的诗作。因此初唐的宫廷御用文人多精工雕琢的应制诗，而中晚唐出身寒门的韩孟张贾诸人，多呻吟和嗟叹自己的不幸，“吟苦”是中晚唐诗人个体生命体验的真实写照。

吟苦诗源于中晚唐诗人的“缺失性体验”。“马斯洛讲人有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这些需要的未能满足，都是个体的缺失，都可能导致缺失性体验。”（《现代心理美学》）这些不同层次的需要得不到满足，都可能导致作家产生一种缺失性的体验，从而激发作家与此相关的创作欲望。中国文学史上处于缺失状态的作家、诗人不胜枚举，如司马迁有“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这些都力证了人生的缺失是创作的动因。中晚唐诗人之所以纷纷吟苦，都是因为自我无法实现，甚至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吃、穿、住、行等方面都得不到满足，无法保证基本的生存，所以才对这种缺失体验反复吟叹。

这种吟苦、穷、愁的戚戚之文是慎为还是可为呢？欧阳修从正气节操修身的角度，告诫不要作戚戚怨嗟之文，否则与庸人同流，丧失了应有的崇高气节：“又常与安道言，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与尹师鲁第一书》）可见他对所谓的穷愁之语并不赞同。然而结合上文对中晚唐吟苦诗的功能来看，所谓的穷愁之语对缓解诗人心理压力，劝慰诗人的精神人格，消解社会生活压力等方面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戚戚之文是可为的，一定程度上它可缓解各种困顿磨难带来的挫折感，帮助人们重拾信心、战胜挫折。

（作者：宗瑞冰，系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副研究馆员）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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