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报

编者按

面对硝烟四起局部动荡的世界，认识战争是学者的责任所在，也是每个关心个体生命和未来社会走向的人热心讨论的话题。美国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曾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描述了一部人类心理学进化史：从古代到现代，人类社会性中的善良天使战胜人自然属性中的心魔，家庭暴力、虐待、伤害、谋杀以及战争，几乎都呈现一致的下降趋势，其中现代国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大程度地遏制了争端和暴力。但在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看来，平克对古今暴力和战争状态的判断并不准确。经历漫长的思索，曼写出了他的新著《论战争》，提出了与以往理性主义者不一样的看法，他的睿见启人深思。

战争是否不可避免？

文 ｜ 胡鹏

（《读书》2024年11期新刊）

在当下的世界，战争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纵观人类历史，对战争的认识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在一些人文作品中，战争被歌颂，成为英雄出现、史诗诞生的摇篮，是伸张正义、实现伟业的途径，也是振奋士气、增进内部团结的纽带。战争策略和应对展现了人类智慧和创造力。在另一些作品中，战争被检讨、反省乃至批判。人在战争中可以不惜一切剥夺他人的生命，也可以置自身安危于不顾。在战争中，人的善良、同情、互助被仇恨、残忍和杀戮所取代。战争成为罪恶的象征，代表人性的沦丧、道德和文明的消失。在更为冷峻、力图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战争也有着完全不同的两副面孔：它一方面成为国家建构、社会变革和技术进步的催化剂，另一方面又是阻碍现代化、导致社会动乱和经济衰退的祸首。

如何看待和评价战争？战争为什么会爆发？人为何会参与其中？战争在人类世界的演化状态如何？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新近推出的著作《论战争》（On Wars）试图对这些重要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在早期研究欧洲现代化的著作中，曼即注意到战争在其中的显著作用。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中，曼提出了著名的 IEMP模型，军事权力（M）与意识形态权力（I）、经济权力（E）和政治权力（P）并立，构成了社会权力的四种基本形态，这四种权力组织形成的互动网络最终影响着社会的状况和变迁。在这些前期认识的基础上，曼历时八年时间写就此书，试图对战争现象及其成因展开系统化的探讨。本书与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On War）几乎同名，不过曼关注的并非应然的、具有策略和指导意义的战争学说（War），而是实然的、发生在人类历史之中的战争（Wars）。在这本长达六百页的著作中，作者用两章的篇幅介绍战争的定义、性质和起因（第一、三章），剩余十一章的篇幅都聚焦于经验层面的战争现象：以国家或地区为基本单位回顾发生在世界各地，包括罗马、中国、日本、欧洲以及中南美洲（第四至九章）的战争，时间维度上战争的演变（第二、十、十四至十五章）以及决策和参与，展示实际参与者，尤其是士兵的战争经历（第十一至十三章）。完成这些工作后，作者在结论章提出对于战争的一般性理解和解释。

《论战争》（On Wars）封面

分析战争前需要给战争以定义。曼认为军事权力的本质是对致命性暴力的掌握和控制，以威胁人生命安全的方式逼迫人服从或行动；战争则是两个敌对的国家或群体之间发生的致命冲突。曼和克劳塞维茨都强调了暴力和强制的核心特征，区别在于克氏对战争的定义更接近曼对军事权力的理解，即将战争定义为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对曼而言，战争只是军事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已经发生的致命冲突；相比而言，军事权力还可以表现为军事压力、威胁和摩擦。曼不赞同政治学者将一年内死亡至少一千人作为评判战争是否出现的标准，因为这会忽视那些绝对数量较少但冲突烈度很高或者死伤比例很高的战争。同时这一标准只关注死亡人数，而可能忽视战争的其他伤害。进一步，战争意味着致命性冲突爆发的实际出现，排除了威胁使用暴力的情形。与此同时，战争是国家或群体之间的冲突，这排除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暴力行为，殖民者对于土著居民的屠杀、族群之间的清洗则应被视为战争。曼对战争的定义有助于观察和分析不同社会和时代出现的战争现象，展示这一现象在经验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作者区分了四种类型的侵略战争：掠夺性战争、变革对象国政权性质的战争、蚕食对方边境领土的战争以及吞并整个对象国的殖民战争。掠夺性战争和殖民侵略战争在最近的几十年几乎消失了，变革政权和蚕食领土的战争则依旧持续。对战争含义、表现形式的探索本身就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柏拉图曾言：只有死去之人才能见到战争的终结。但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心理学家平克曾用丰富的数据展示：人类世界发生在家庭、社区、部落派别以及国家的各种暴力现象，包括家庭暴力、虐待、伤害、谋杀以及战争，几乎都呈现一致的下降趋势。由此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演化中出现了两幅截然不同的图景：一个是充满暴力和战争的古代世界，一个是逐渐走向和平和安全的现代世界。作为关注经验现实的著作，曼对古今的战争演化进行了仔细检索，并对平克的数据进行了重新审视。在讨论战争是否普遍时，曼引述了大量新出现的考古资料，指出前国家社会存在人与人之间的暴力，但群体之间的战争并不十分显著。在过去的一万五千年，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内人类生活在没有战争的时代，这显示战争绝非源自人类的自然属性。同时曼认为平克的古代战争死亡数据存在夸大的成分，而又忽视了一些发生在现代世界的战争，这导致其高估了古代世界的战争伤亡，而低估了现代世界的战争损失。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封面

平克展示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人类社会性中的善良天使战胜人自然属性中的心魔的过程。这一经验研究与霍布斯和洛克的规范性学说形成了跨越时代的共振，人类摆脱自然社会走向政治社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避免霍布斯和洛克笔下的战争状态。作为使自己的国民免受相互伤害而垄断暴力的组织，国家在平克看来是始终如一的暴力减速器，它成为解决人与人之间争端和冲突的第三方裁决者。除此之外，经济增长、民主制度乃至性别观念的改变都被认为会有助于和平。对于熟悉欧洲以及西方历史的曼而言，平克对国家的认识具有强烈的浪漫化色彩。须知欧洲的国家兴起于激烈的军事竞争和频繁的战争之中，国家垄断暴力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使用它，而非将其束之高阁、实现和平和非暴力化。社会学者蒂利曾有名言：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平克关注到了国家对于其他群体使用暴力的制约作用，却没有对国家发起的对国内群体或其他国家的暴力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曼看来，国家的出现只意味着人类群体的组织规模和组织方式发生了改变，并不意味着暴力及战争的减少，人类并未进入所谓的和平时代。平克著作中大量引用来自欧美的统计数据，展示现代国家出现后国内暴力现象的下降。曼则将国家发动的暴力纳入了自己的视野，他发现了文明开化之地欧洲的另一副面孔：与同时代的中国、日本等地相比，欧洲国家间的战争频率和规模都是惊人的，乃至二十世纪初出现波及世界其他地区、人员伤亡数字空前的两次世界大战。国家发动的族群清洗，如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欧洲殖民者对被殖民地土著居民的清洗，造成的人员伤亡比例并不比前国家时代低。与此同时，战争的组织和形式也在发生不停的演变。孙子所言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南美洲的仪式化战争被动员一切力量、最大化消灭对方有生力量的“总体战”所取代。战争使用的武器装备也在升级，热兵器取代冷兵器，杀伤范围进一步扩大，乃至出现了能够毁灭整个人类的核武器。暴力的形态不但没有衰弱，反而升级了。曼认为人类进入近现代后逐渐走向和平与合作的论点难以成立，没有证据显示现代的战争就比古代显著减少。

《利维坦》卷首插画（来源：wikimedia.org）

战争并非根植于人的自然属性，而更多的是一个社会性的结果。曼的观点与卢梭更有共鸣。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卢梭认为原始人没有强烈的欲望，又受到同情心的良好约束，他们粗野却并不邪恶。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爱情和其他欲望才会变得疯狂，给人类带来灾难，国家时代的暴力伤亡人数也远超自然状态。那么，战争在社会中出现的原因为何？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者给出了与平克截然不同的一番解释。对现实主义者而言，当今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国家与国家之间处在安全困境之中。拥有主权的国家是理性的行为者，其以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最大化为行为导向。安全困境使每个国家更多考虑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国家之间的分工和合作很难实现。这绝佳地体现了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描述：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分析单位从个人变成了国家。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都会为了追求自身的安全而扩大军备，乃至在感知到安全风险的状况下率先发动战争，所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战争发动方会声称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外部威胁，乃至模糊战争发动者和受害者、侵略和防御之间的区别。国际关系学者沃尔兹写道：国家间的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会经常爆发，而是说由于各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使用武力，因此战争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反而成为人类进入国家时代不可避免的产物，其成为国家应对外部威胁、维护自身生存和利益的理性化选择。继承了曼四种权力类型划分的认识，社会学者赵鼎新认为军事权力竞争会推动工具理性思维及其相应行为在社会中的崛起，导致一种积累性的发展。具体地，军事竞争刺激了公域导向或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往往会促进国家权力的增大，导致社会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无论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还是中世纪结束后的欧洲，无政府状况导致这两个地区战争频发，长期的战争和军事竞争又推动了两地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的剧烈变革。

无论是无政府状态导致战争不可避免，还是军事竞争导致积累性增长，这些观点都潜在地将战争与理性相绑定。国家是会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进行精密计算的行为者，战争出现的缘由是其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反过来，决定是否发动战争会促进参与者理性思考，有助于工具理性的蔓延。曼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质疑，现实主义的两个假定——国际无政府状态和理性国家假定在他看来相互冲突：战争决策的理性假定排除了情绪、态度和价值观的作用，国际无政府状态又使得国家焦虑不安，情绪、态度和价值观的作用不可忽视。尤其是战争往往发动于高度紧张和冲突性的环境之下，决策者很难冷静思考或精密计算。与此同时，战争决策中往往存在诸多信息扭曲和误判。他引述国际关系学者勒博的研究发现：二十世纪的战争大多数发生在对对方国家的严重误判之下，一国采取军事冒险政策，试图让对方国屈服于本国的要求。曼尖锐地指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学说相似，本质上都是一个规范性学说，它要求国家行为者如其所说的那样通过理性计算决定行为，但现实是这些行为者往往并不会这么做。

从历史经验来看，曼同样认为战争的发动、参与和结果往往很难有理性可言。他从实力对比的角度讨论了不同类型的战争：首先，实力弱小的国家却依然选择战争的行为并无理性可言。选择和谈、妥协乃至投降在他看来更有可能保存自己，选择迎战乃至死战反而可能导致整个国家或族群被灭。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发动珍珠港袭击、选择与美国开战的日本。出于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的反应，美国对日本进行了石油禁运并逐步扩充军备。面对这种状况，曼认为日本可以通过外交谈判及妥协的方式解决问题。现在的历史材料也已披露：当时的日本军方高级将领清楚地了解日美之间的实力差距。但当时的日本已经深陷军国主义的漩涡之中，不断追求胜利的状况使得退让妥协是不可接受的、不光彩的事。主动出击比坐以待毙好、进攻优于防御等信念已经主导了日本的军事决策，这导致其发动珍珠港袭击、选择与美国开战。曼认为这时现实主义已经退场，信念、荣誉等因素在发挥作用。这一战争决策最终也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从更大范围来看，人类战争的频繁发生导致的是武器、战斗方式和战争策略的升级，最终引发的是人员伤亡的扩大、财富和文明的毁灭，而非积累性的发展。在欧洲漫长的战争历史中，绝大多数的参与国家都消失不见，“一战”和“二战”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和巨大的破坏，这有何理性可言？虽然战争推动了某些技术进步和战后的社会改革，但这些在曼看来都是意料之外的后果，与战争导致的破坏相比不值一提。

库布里克执导的电影《奇爱博士》中，在非理性决策下发射的核弹（来源：douban.com）

接着，对实力强大的一方而言，战争的发动是否理性？曼对人类历史尤其是战争史中的强者进行了重点关注，详细讨论了罗马共和国、横跨两千多年的古代和帝制中国、封建时代和近代化的日本、蒙古帝国、欧洲历史中的拿破仑帝国和纳粹德国等案例。以罗马共和国为例，其一方面留下了璀璨文明和思想遗产，另一方面又极其好战，处在战争中是其历史的常态，和平则是稀缺品。与之相比，当时希腊城邦更愿意使用外交手段，即使在战争不可避免时，也愿意接受谈判乃至投降。在曼看来，国际无政府状态对于罗马早期的战争尚有解释力，当时的罗马进行的主要是反击型的战争。但到罗马强大后，无政府状态的不安全感就很难解释罗马主动发动的战争了。罗马扩张和对外开战的主要根源在于国内，具体地，军国主义深刻地影响了整个罗马的状态。在IEMP模型的视野下，军事权力逐渐支配了经济权力，战争成为财富增长的主要源泉。上至统治精英，下至公民士兵都渴望从战争中获利。军团不但修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也释放了大量的经济需求。军事权力也影响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罗马的公民权源于对士兵的赋权。服役成为进入公职的主要手段，战场表现和军功决定了公职晋升的可能。维护帝国荣耀和庄严成为战争的口号。罗马因而在没有皇帝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帝国了，它形成了一种以战养战、以战强国的积累性的帝国主义模式。军事主义镌刻进了罗马的制度和文化之中，四种社会权力高度集中，均为战争服务。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罗马共和国最终也毁在军国主义之上。罗马的军事征服收益分配高度不平等，这加剧了内部的社会分裂，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与此同时军事力量的掌握者权力扩大，对外战争的逻辑被运用于其内部，最终内战的胜利者成为独裁者并摧毁了共和政体。

油画“迦太基帝国的衰弱”

与罗马高度相似，秦也是一个军事力量占主导的国家，军事主义式的改革帮助秦快速崛起，最终在群雄逐鹿中胜出、统一天下。但秦继续维持庞大军队和赋税徭役的方式遭到了旧精英和民众的反对，很快就陷入农民起义和内部纷乱之中，秦帝国维系的时间仅仅十五年。离我们很近的例子还有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入侵。曼认为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花费万亿美元，现在回看竹篮打水一场空，毫无理性可言。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曼在讨论强大一方国家的战争后果时已不再使用特定战争所达到的具体目标作为评判标准了，否则我们可以轻易举出大量达到具体目标的战争案例来反驳。如罗马共和国发动的第三次布匿战争极大地扩充了其实力，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均达到了清除其不喜欢政权的目的。曼在此做的工作更像中国古代史家所主张的“以史为鉴”，不拘泥于某一战争的特定目标，而是对战争的全生命周期、强势方的兴衰演变历程进行回顾，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强势方发动战争的原因不是现实主义者声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而更多的与一国国内的国家结构、制度与文化有关。具体而言，军国主义的国家更容易发动战争。军国主义指代军事权力凌驾于其他三种权力之上，军事精英掌握政治权力，军事人员及其产业成为经济社会的支配性力量，战争尚武压倒和平文治成为国家的主导思潮。接着，战争的胜利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的影响：胜利导致野心进一步膨胀，进而导致过度自信乃至狂妄自大。这被他称为“历史的专制”（tyranny of history），即一个国家过去的经历会对现在乃至未来产生显著影响，限制行为者的选择和空间。战争失利会导致灾难，战争胜利看似会带来好处，但长远看容易使一国陷入军国主义的状况之中，持续发动战争直到最终失败或毁灭，引起更大的灾难。罗马共和国、秦帝国、不断征战扩张的蒙古帝国、近代军国主义的日本和德国莫不如此。这些案例时代各不相同、环境差异很大，但都出现了类似的状况，读者读后不免为之一震。

两百多年前，克劳塞维茨曾经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大约一百年前，施米特强调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本质，而战争是敌对性的显现形式，只要敌人这个概念依然有效，战争便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对四十年前的曼而言，军事权力及其表现形式战争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是人类的支配手段之一。当时的他认为权力的本质在于对他人实施控制，一方得到，另一方必然丧失，权力因而具有零和博弈性质。四十年后的今天，曼对权力的理解已经改变，在强调支配的权力类型之外，他认为还有一种合作性的权力，而只有合作的权力才能引导人走向美好生活。通过对战争的演化进行长时间、跨地区追溯，曼认为无数经验事实都在告诉我们：战争的产生和结果都并非理性，它导致的是灾难而非幸福，无法服务于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标，也无法产生积累性的正面发展。

和平还是战争？（侯晓强创作）

那么人类为什么会依然选择战争，而非经济交换、政治协商和理念沟通？曼在结论部分将源头指向了理性之外的贪婪、荣誉和支配欲三大因素。只有信念、情感和欲望才能让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以命相搏、爆发战争。在战争再次挑战人类得之不易的和平共识、核战争依然是威胁人类生存和繁荣的最大因素的当下，继续总结和反思人类的战争历史显得十分必要，这也成为本书的意义所在。曼皓首穷经、孜孜不倦地梳理历史材料和数据，目的就在于警醒世人军国主义以及战争的可怕后果，让人们少一些对战争的浪漫化想象、多一些对真实历史的关注。如果说贪婪、荣誉和欲望产生的是支配性的权力，那么合作性权力的出现需要的是人们坚持康德“人是目的本身而非手段”的理性精神，既在价值上否定军国主义和战争，也在现实中审慎使用军事权力，由此战争才并非不可避免。

（Michael Mann, On Wa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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