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座召忠2024年10月11日日发布:教师节 陈平原：风雨读师四十载

一、小 引

夸张点说，这篇文章写了十年。

开笔时间是2014年9月，写作机缘是王瑶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结束，没有出现大的纰漏，学界反应很好，我大大松了一口气。事情办妥后，给师母写信汇报，同时敲下了这个题目。想从1984年9月我到北大念书说起，讲述一个不太聪明但运气很好的外省青年，如何历经各种坎坷，一路跌跌撞撞，终于在诸多师友——尤其是王瑶先生的栽培与帮助下，走到了今天。不用说，当初的题目是《风雨读师三十载》。

一开始雄心壮志冲云天，但写作很快陷入了困境。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文体?是论文、杂感还是回忆录，这里涉及视角、距离、口气与节奏，都不太好把握。希望兼及史家立场与弟子感情，主要目的却是与先师对话——他的风雨，我的风雨，两代人的风雨交叉重叠。

不是每个师长都有机会进入学术史或思想史的，大多数情况下，人走茶凉，很快就被遗忘的。王先生不一样，他有可能穿越壁障，不断召唤后世读者。既然如此，我就有义务及机会参与这种隔空对话。某种意义上，谈老师就是谈自己，不断与之对话，也是在反省自己的路径，督促自己不要偷懒。当然，如操作不当，也容易演变成自我炫耀。既要追忆，也在探究，还得有分析与批判，尽可能兼及公心与私谊，把握好分寸，方可成为一个有温情但也有立场的史学家。

王瑶先生，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档案号：DZ00003752

说起来容易，真正实施，却碰到很多障碍。我对王先生的了解，其实是随年龄与阅历的增长，而逐步深入的；至于资料的发现等，尚在其次。拔白旗时的感受，“文革”中的痛苦，以及“文革”后的奋起无力，不身临其境，很难感同身受。学者的著述以及教学的业绩，这些比较容易阐述；而作为知识者的命运，是王瑶先生作为个案最值得推敲的，却不太好展开。又想避开陷阱，又想有所发明，就这么几次拿起，又几次放下，终于无疾而终。

之所以重拾信心，是因为筹划今年5月的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活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王瑶学术文献展”、北大出版社的“王瑶著作系列”以及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王瑶全集》重刊，再加上受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与几位学生合作编写《王瑶画传》，还有北大中文系、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等正在筹划的学术研讨会。这么多好事凑到一起，你不奋发图强，说不过去的。

这回学乖了，不画充饥的大饼，老老实实地，一节一节往下写，夹叙夹议，讲述时势变迁，引录师友文章，旁及自己的思考。既不是传记，也不是专论，絮絮叨叨，更像是坐在镜春园的客厅里向老师汇报工作——主要讲述王先生去世后，学界以及我本人的思考与作业。

考虑到此文即将进入《风雨读师》，书中准备收录的文章，这里就按下不表了；反之，则采用大段引述或小心加注的形式，将其纳入视野。

二、奇妙的师生缘分

1992年6月26日，已经是北大中文系青年教师的我，在京西蔚秀园为自家《小说史：理论与实践》撰写“小引”，最后一节属于荡开去的笔墨：

又是一度荷花开。八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到北大投考王瑶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此后，便与未名湖结下了不解之缘。近三千个日日夜夜，在这寂寞而又喧闹的校园里，有过许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痛苦与欢乐、希望与绝望。

就像湖底的彩云一样，那么绚烂又那么脆弱，随便丢下一块小石头，一切都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是未必美好的记忆。就在彩云裂开的那一瞬间，我失去了尊敬的导师，也失去了慈爱的父亲，真正体会到生离死别的悲苦。或许，没有真正遭遇爱情、没有直接面对死亡，都算不上成熟。父亲生前很欣赏我写的《未知死，焉知生》一文，说是看得出我“长大了”。可那只是纸上谈兵，书本知识远没有切肤之痛来得真切和强烈。不敢说从此参透人生，但看待人世间的纷争，从此多了个参照系。

我的博士指导教师王瑶先生(1914—1989)，与我的父亲陈北(1925—1991)从未谋面，但两人都对我走上学术道路，起决定性影响。所以我才会在“小引”中称：“写完这本小书，又一次领悟父亲的养育之恩和王瑶先生的教诲之功。我之所以走上这不算辉煌的学术之路，全靠他们二位的诱导和鼓励。”

学界中人，都能理解恩师的作用；而对于父母亲，主要是感怀养育之恩。我的父亲不一样，虽然他只是僻处洋铁岭下广东汕头农校的语文老师，但他对我学术上的引领与期待，却是至关重要的。二十多年前，我曾撰写《子欲养而亲不待》，初刊于《十月》1995年第5期，其中有这么一段：

虽说父亲临终时，我赶到跟前，略尽了为人之子的责任。可此前几年父亲多次住院都不通知我，说是怕影响学业，往往是危险期过了才告知，并且嘱咐，路远不必往回赶。回家乡时有人说起此事，加了句评语：值得吗?意思是说如此为子女考虑，那“学业”真有那么重要吗?父亲年轻时投身革命，没能完成学业，因而特别希望孩子在学术上能有所成就。出书、获奖或者提职称，在旁人是小事一桩，父亲则看得很重，似乎真有多么了不起。为了让儿子能专心治学，父亲多少次独自在死亡线上挣扎。每念及此，我就记起“值得吗”的评语——受嘲讽的应该是所谓一心向学的孩子，而不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不要说时至今日，学业仍无成；即便真有大成就，也不见得就能避免这种深深的内疚与自责。

十年后，拜读母亲陈礼坚写的《忆陈北》，以下这段话，让我既感且愧：“晚年病中，孩子们的一封来信，就能让他高兴好几天。他把孩子们的来信，一本本装订成册，闲时摸搓浏览，孩子们的孝顺和成就，是医治他创伤的妙药灵丹。从1984年至1991年逝世，这七年间，他先后住院七次 176天。孩子们皆在外，我一个人服侍吃药、打吊针、买菜，在病房小角落里做饭，夜间用布椅睡在病床前，直至永别。”

去年6月，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我主编的《漫说文化续编》十二册，每册都由我与早年的一位学生合作编选，其中合编《家庭内外》时，我“内举不避亲”，要求收入这则《子欲养而亲不待》——那虽是一挥而就的短文，却蕴含无尽的哀思与感怀。我本资质平平，加上成长环境严酷，最后能在学术上小有成就，绝对离不开父亲早年的精心培养，以及生病后默默的苦苦撑持，以便让我专心治学。

三十多年前，我撰《父亲的书房》，初刊于《群言》1992年第12期，后收入《故乡潮州》，其中这段话，可入我的学术自传：

父亲的藏书充实了我颇为艰难的八年知青生活，同时也规定了我日后学术的发展方向。这一点我也是很晚才意识到的。甚至连我日后的求师问学，似乎冥冥之中也早就注定。在乡下，我自学了大学中文系的课程，用的是游国恩、王起、季镇淮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黄海章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真没想到，这些先生后来大都先后成了我的业师。当我决定报考王瑶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时，居然能从父亲的藏书中找到几乎所有王先生“文革”前出版的学术著作(就缺一本《中国文学论丛》)!前几年回家，又找出绝大部分林庚先生“文革”前出版的著作；本想带回来向林先生炫耀一番，可惜广州火车站遭劫，这段“师生因缘前定”的故事因而无法落实。真不知道父亲当初是如何选中这些书的，或许冥冥之中真有天意。

家有藏书，不等于就认真阅读过；但就好像落地的种子，只要气候及水分合适，就会噌噌地冒出地面。父亲只是一个中专语文教师，且长期生活在远离城市的大山脚下，居然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