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新干线2024年10月12日发布:两头开门的婚姻模式

2020年12月19日，《中国妇女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江浙兴起两头婚，偶然还是必然？》的文章，旋即引起广泛讨论并将“两头婚”话题推上热搜。伴随着对这一婚姻模式的挖掘与认识，讨论凸显了围绕“两头婚”所体现的传统性与现代性要素的争辩和想象。受此启发，由南开大学社会学和法学专业本科生组成的调研团队选择浙北JS村为田野点，于2021年7月聚焦“两头婚”日常生活呈现和家庭关系互动展开调查。在调查中了解到，当地以“两头开门”命名的婚姻模式及其实践并非一种新兴产物，它最早可追溯于20世纪60年代，但如今已然成为适婚男女及其家庭普遍接受的选择之一。相较于大众媒体的描绘，JS村的“两头开门”呈现出同与不同的生活图景，显示了此类不同于传统的婚姻实践在具体时空维度中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本文经由对“两头开门”及其形成要素的描摹，关注到“双父系”博弈下家庭关系的重构、女性地位的变化及其主体性的彰显、以及子代夫妻维系家庭和睦的实践策略，试图透过生活实践展现“两头开门”婚姻中的复杂关系和微妙机理。

一、“两边开门”的模式特点与成因分析

所谓“两头开门”，强调男女双方家庭的大门都向小夫妻敞开，对女性而言再无娘家、婆家之分。在具体的婚姻实践中，其特点主要体现在结婚礼仪、婚居安排、孙代姓氏与称谓、以及亲属关系四个方面。不同于传统婚嫁习俗，选择“两头开门”的男方不出彩礼，女方不备嫁妆，婚礼宴席在男女双方家庭各举办一次，突显了不娶不嫁的意涵。夫妻婚后的居住安排往往是在双方家庭轮流居住，无论平日还是逢年过节，并且体现出较大的自主选择权。生育安排和姓氏延续，对于“两头开门”而言是十分关键的考量。双方家庭通常在婚前便达成一致，夫妻生育两个孩子并分别承袭父亲和母亲的姓氏。而祖辈的称谓也不再进行区分，统称为爷爷奶奶，其他亲属相应地随传统父系称谓进行了统一。在人情与关系互动中，需要给予双方亲属同等的关照，有受访者不无抱怨地表示：“原来只是走男方的亲戚，现在两边都要走，两边人情都要照顾到，还是蛮累的”。

相较于以从夫居、父系继承和父权主导为特征的传统婚姻模式（沈奕斐，2010），“两头开门”体现出鲜明的革新意义，而其形成也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JS村地处浙北，西与京杭大运河相隔，北与长山河接壤，桐洲公路横贯其中，交通便捷、物产丰饶，造就了一方经济的富庶。得益于此，父代累积的经济资源能够为子代提供充分支持，而子代也倾向于为父代提供陪伴与情感依赖，于是代际之间达成了基于互惠逻辑的合作关系。在此背景下，“两头开门”在进入21世纪之后得以发展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1、少子化背景下传宗接代的文化要求 与远离政治中心、地势不便的山地丘陵地带对政治力量的渗透具有天然的“地形阻力”不同（张静，2017），独生子女政策在浙北地区的推行顺利且严格，从而导致家庭人口结构以独子、独女或双女户为主。于是，独女、双女家庭需直面香火无人延续的现实问题，深深地触动了植根于文化底层的父权神经，推动了“两头开门”作为一种婚姻模式的日益推广。

2、竞争压力下降低婚配成本的理性选择 伴随地方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村社区内部形成了阶层分化与竞争，高彩礼、高嫁妆成为面子的象征，极大地增加了男女婚配的成本与难度。“两头开门”具有不婚不嫁的意义，削减彩礼和嫁妆金额得以合理化，从而为男女双方家庭节省了不菲的成本，同时也能通过双方置办婚宴收取更多的礼金。由此，双方家庭既能在阶层竞争的攀比中保全面子，也能切实地减轻缔结婚姻的经济负担。

3、独女和双女家庭养老压力的应对策略 不同于以往研究认为“两头婚”的形成是由于“‘双独’赡养压力的存在（王会、狄金华，2011），我们发现“双独”并非“两头开门”的充要条件。事实上，“两头开门”更多地是女方家庭要求的结果，而男方家庭选择“两头开门”的内生性动力不足。缺乏男性子嗣为父母养老的独女和双女家庭，往往会强烈要求至少一个女儿选择“两头开门”的婚姻模式。

二、“双父系”参与下家庭关系的新格局

从以上成因分析不难看出，女性意识及其婚姻自主权在婚姻模式的选择上并未得到充分体现，这与现有研究的观点有所不同（魏程琳、刘燕舞，2014；班涛，2016）。事实上，“两头开门”的婚姻实践烙刻了浓重的父权传统，夫妻双方父系脉络的继嗣更迭就此得以联结。然而，“双父系”在合作一面之外还存在竞争的另一面，从而勾勒出性别与代际交织下家庭关系的新格局。

1、代际亲疏与居住偏好的构建 流动居住模式打破了从夫居传统，从而制造了居住安排的选择空间。对父代而言，与子代夫妻同住意味着陪伴、情感支持以及亲密的巩固，因此受到双方家庭的欢迎。在此前提下，居住安排的选择权在很大程度上落在子代手中，而生活的便利性和舒适性成为他们的重要考量。有受访者坦言，“如果说自己还要打扫卫生、做饭，那肯定就想少住一点，哪边舒服去哪边住”。于是，伴随“双父系”控制与支配权力的消减，他们在代际间构建亲密、在彼此间隐性竞争的趋势日趋鲜明。双方家庭凭借扮演“支持者”角色的适宜程度，形成了在子代居住安排偏好上的争夺。无论经济支持亦或家务分担，都成为他们建立更加亲密关系的方式，同时也意在换取子代在居住选择上的倾斜。

2、姓氏继承与男性血脉的争夺 生育两个孩子各自继承双方家庭的姓氏，似乎是一种满足双方需求的妥善安排。然而，孙代性别与姓氏之间的匹配却容易使双方家庭陷入对男性血脉的争夺。家庭实力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包括经济水平、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本的综合权衡。在“门当户对”的情况下，双方家庭倾向于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往往在婚前根据孩子出生的次序约定姓氏的归属。由于无法预判尚未出生孩子的性别，性别偏好在此协商机制中被消解，姓氏的男性继承路径被切断。在双方家庭实力存在差距的情况下，占据优势的一方更有可能掌握孩子姓氏归属的主导权，甚至推翻婚前的协商结果。调查中了解到，曾有两家在婚前约定第一胎归男方第二胎归女方，但由于第一胎是女孩而第二胎是男孩，于是男方父母向女方父母提出通过经济补偿交换孩子的姓氏，理由是“做生意的想要个儿子，不然没有面子”。最终，女方父母选择了妥协。

3、财产的跨代分配与双系较量 通常情况下，“双父系”会选择将财产共同留给夫妻双方，再由夫妻双方自行决定财产的使用和分配。然而，现实之中也有父代家庭直接越过子代而将财产分配给跟随自己姓氏的第三代，从而确保父系继承的跨代延续。一位女性受访者家中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随男方姓，小女儿随女方姓。孩子尚且年幼，但公婆便已经为大孙女购置了房产，按照他们的说法，“买房子，和自己姓的先买，再有钱就买给对方的，没有钱就不买了。”事实上，除财产分配之外，日常生活实践中围绕不同姓氏孙代的居住安排、生活照料以及情感投入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别。不仅体现了父系资源在孙代之间的倾斜，客观上也刺激了父代家庭之间的相互较量，同时在代际和代内关系中制造了紧张与区隔。

三、女性家庭地位的改变及其主体性实践

“双父系”共建的家庭格局充满了博弈与协商，一定程度上为女性释放了新的生活空间。有研究显示，苏南地区的“并家婚”在给父系家族制度带来种种变更的同时，也推动了女儿身份与地位的改变（黄亚慧，2013）。不仅如此，年轻女性作为女儿、妻子、儿媳的身份在“两头开门”婚姻模式中均获得了新的注解。伴随家庭地位的改变，她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践行自主意愿，使女性主体性得以彰显。

1、“双父系”博弈改变女性的结构性处境 在“两头开门”的婚姻模式中，女性不再经历传统意义上从娘家到婆家的身份转变。“不娶不嫁”使女性摆脱了男方家庭给付彩礼、交易而来的身份标签，她们不再是娘家“泼出去的水”，也不再是婆家孤立无援的“外人”。女性地位的改变，得益于她们继嗣和继承的身份与权利获得了双方家庭的承认，从而使其作为女儿与原生家庭的联结更加紧密，作为妻子和儿媳与男方家庭的纽带却有所“松绑”。女方家庭血缘与财产脉络的延续需要通过女儿实现，尽管父系色彩依然浓重，但切实推动了女性在纵向代际之间关键地位的获得。同时，赡养父母的责任与义务也落到她们身上。在此意义上，女性之于家庭与男性并无二致。于是，他们携带着各自的原生家庭，以对等的姿态进入了“两头开门”婚姻，而女性在男方家庭之中的位置也就此得以提升。可以说，女方家庭父系延续的内在动力推动了代际与性别交织的传统秩序的改变，透过“双父系”之间的对峙客观上提升了女性的家庭地位。

2、女性实践重塑父权与婚姻家庭的关系 尽管“两头开门”婚姻中的父权烙印十分鲜明，但并不意味着参与其中的不同主体保持相同的文化理念和生活意图。许多女性受访者表示，她们选择“两头开门”的出发点主要在于“顺从老人意愿”，但其本身对于是否延续家庭血脉并不在意。在父辈想法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她们接受的只是与自身意愿并不矛盾的婚姻和生育安排。在内心之中，无论生几个孩子或者孩子姓什么，“只要爸爸妈妈一样就可以”。延续香火的传统压力，实际上受到了现代观念的消解。而在现实的婚姻生活中，她们更加在意与丈夫之间理念的一致性，以及关系的和谐性。随着主体意识的提升，女性越来越多地从自身需要和意愿出发雕塑她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访谈中不乏相关的鲜活案例。一位女性提到，自己当初和丈夫打算“两头”时就只想生一个孩子，以丈夫姓和自己姓一前一后为孩子取名。虽然她的父母希望再生一个孙辈，但她以两个孩子“造房”压力太大为由顺利说服父母。此外，她还会劝阻婆婆代替丈夫承担家务责任，并有意识地培养14岁儿子的家务能力。另有一位女性在生育了一个孩子并随男方姓之后，考虑到生育和教养的辛苦，决定不再生育第二个随自己姓的孩子，同时也获得了双方父母的理解。可见，女性的自主权不仅体现在家庭日常生活之中，而且能够触动作为“两头开门”婚姻核心的生育安排。父权文化对于婚姻家庭的遮蔽，正透过生活实践中的点滴慢慢驱散。

四、子代夫妻的自主性及其生活策略

有学者指出，“两头开门”构建了两个平行的、由祖孙三代组成的家庭，一定程度上存在分离的制度隐忧（王欣，2017）。特别是在“双父系”格局下，对子代生活事务加以干预的力量明显增加，从而给家庭关系的稳定性带来影响。然而，子代夫妻组成的核心家庭及其关系，作为双系多代家庭之中的基本构成具有重要意义。夫妻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积极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不仅有助于弥合父代干预导致的分歧，而且对维系融洽的家庭关系产生积极作用。具体而言，他们的生活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合作中构建支持性夫妻关系 在“两头开门”的婚姻实践中，夫妻之间的性别分工依然鲜明。有家庭沿袭“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传统，由丈夫负责外出工作，妻子负责照顾家庭。也有家庭在生活照料中形成细致分工，由丈夫负责子女教育，妻子负责家务料理。在分工的同时，夫妻之间的合作同样刻画着他们的生活面貌。尤其是在应对各式各样的现实问题时，相互体谅、紧密合作便显得格外重要。有受访者表示，“男方家里只有他一个儿子，如果我不帮忙，他会很累；我家也只有我一个女儿，等我父母生病了，他也是要来帮忙的。”夫妻在分工与合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默契，构建支持性的夫妻关系以实现风险共担和生活共享。2、策略性拓展自主的生活空间 轮流居住模式是“两头开门”的主要特点之一，同时也具有多重现实意义。对于子代夫妻而言，其中之一便是有效规避父代干预和应对代际矛盾的重要手段。当一方父代与子代夫妻产生矛盾时，后者会选择到另一方家庭居住几日，从而为缓解紧张和避免矛盾升级提供空间。如此一来，父代为了挽留子代，也会尽量规避与其产生冲突，从而为他们提供更为自主、自在的生活环境。与此同时，不少子代夫妻逐渐意识到独立生活空间的重要性，一个重要考量在于孩子的养育。通常情况下，“两头开门”的孙代依据姓氏归属由不同的爷爷奶奶进行日常照料。一方面会影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两个孩子之间的淡漠。因此，有受访者表示正在计划单独购房，以方便自身对两个孩子的共同照料。3、弥补父代资源分配导致的差距 尽管两个孩子都是孙代，双方爷爷奶奶对他们的疼爱却不免有所偏颇。有受访者直言，“和自己姓的嘛，是自家的，多多少少还是更喜欢一点的”。然而在子代父母眼中，“姓不过是虚的，孩子都是自己孩子。”由此出发，子代父母期待在孩子之间给予同等的关爱与照顾，同时实现均衡的资源支持。前文提到有爷爷奶奶给随自家姓的大孙女购置了房产，从而导致两个孩子之间经济资源的不平衡。子代夫妻则表示，他们将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小女儿购置房产。类似的差别化对待在生活实践中并不少见，体现在经济、照料以及情感等不同资源的投入与分配。于是，子代夫妻需要采取不同方式弥补由倾斜的资源分配导致的差距，从而弥合家庭之中不同关系间的缝隙。

结语少子化背景下，传统父权婚姻的形变使得代际与性别相互作用的家庭格局产生了值得琢磨的时代变向，表现出不同维度张力和合力的复杂交织。通过“两头开门”结成的“双父系”家庭关系在传统与现代的变奏过程中，灵活运用制度性规范与策略性行动，积极调试姿态，呈现出鲜活、生动的实践图景。“两头开门”的婚姻家庭新变化及其在具体时空中的发展前景，有待进一步考察和细致甄别，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拥有多元可能的婚姻家庭秩序正在此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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