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2024年10月12日发布:《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目录

摘要：周幽王乱政，以杀太子宜臼来实现废嫡立庶，计划不成，却立褒姒之子伯盘为太子。宜臼奔西申，申侯立其为王。幽王、伯盘死于戎人之乱，虢公翰立余臣于携，是为携王，周二王并立。二王并立时期，整个社会处于混乱状态，戎人祸乱继续并势大难平，携王统治无力，四方诸侯兴起。二十一年，晋文侯杀携王。三十年，晋文侯立平王为周王。虢公翰立携王是周幽王之乱的继续，晋文侯立平王是拨乱反正恢复旧秩序。关于二王并立，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是实时记录，基本上反映了事件真相；《左传》中周人的评价与清华简《系年》的记载隐晦曲折，是周平王即位后真实的周史。三者互补，既有事件真相的实时记录，又有真实的历史撰述与修撰者的思想，使人们对有关历史有了全方面、多角度的了解和认识。

作者程平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071

“周人明堂”的本义、重建与经学想象

薛梦潇

摘要：郑玄与蔡邕对“周人明堂”性质、位置与礼制功能的不同阐释，均无法与经典原文所揭“明堂”信息吻合。先秦建筑考古发现亦不支持郑、蔡及后世学者对《考工记》“周人明堂”的复原。早期文献中的“明堂”有“治朝”、“太庙”和“月令明堂”三义，前二者属“周公故事”系统，后者出自“月令”理论。以“明堂”为专名的建筑出现于汉代。在汶上明堂、元始明堂与洛阳明堂的构建中，经过儒生重新构拟，“月令明堂”理论与“周公故事”相融汇，在两汉之际形成涵盖两大知识系统且以“月令明堂”理论为主导的新理论。郑、蔡双方对“周人明堂”的误解，都是以汉代明堂制度为认知起点的经学想象。“明堂”的出现与制度构建，既增益了先秦以来的建筑种类，也改变了都城礼制建筑之间的秩序。

作者薛梦潇，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武汉 430072

汉晋之际质任现象综论

朱子彦

摘要：马超背父弃亲之举饱受时人诟病。解析马超弃质事件，可对崇尚孝悌节义的东汉社会与凉州地区匈奴羌胡习俗作多维度的审视。质任制与吴魏的外交斗争密切相关。孙权在夷陵之战中的外交策略，特别是在质子之争中取得的胜利，不仅为孙吴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三国统一的时间。曹魏灭蜀是三国统一战争中的关键之战，质任制与士亡法在当时发挥了制约钟会叛乱的特殊作用。将质任现象置于汉晋之际从天下分裂到统一战争的视野下考察，并延伸至儒学孝文化层面的理路上来探索，或将有助于对质任现象的深入思考。

作者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444

封禅礼与唐代前半期吉礼的变革

周善策

摘要：仪式为何改变、又如何改变？礼制的创新必须通过复制、扩大或重组既有仪式做法，并非单纯地由观念或政治目的所主导。高宗中期以至玄宗晚年吉礼大祀近百年的变革其实是以乾封元年之唐代首次封禅为蓝本：重大祭祀的助祭从高级官员改由皇室近亲出任，配享的指定由“专配”改为“多祖同配”，而武后“明堂新礼”和玄宗“三大礼”等高度颠覆传统的大型仪式更是借用并延伸了封禅所建立的复合式结构。此时期吉礼大祀正进行渐进的结构重整，而皇权的提升并非此一变迁的原因，而是其产物。

作者周善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客座研究员

明清鱼鳞总图汇考——以徽州鱼鳞图册为中心

汪庆元

摘要：鱼鳞总图创制于南宋。李椿年、朱熹先后设计了登记土地资料的图帐、鱼鳞图。史籍凡称“鱼鳞图”即鱼鳞总图。明清县、乡、都的总图虽属不同层级，但均为地形示意图。《明太祖实录》所载“鱼鳞图册”是对各地呈进“鱼鳞图”和“鱼鳞册”的统称。“图”与“册”形式有别，作用不同：图是一幅或数幅总括土地丘块的地形图，册由数以千百计的独立丘块（分图）汇编而成。鱼鳞总图在既定的土地区划单位内挨次绘图，地块的空间分布具有连续性，其作用是标绘土地区段各号田土形状和位置，便于业户土地确权在田野的认定。

作者汪庆元，安徽博物院研究员。合肥 230041

五四前后时人对军阀现象之认识

翁有为

摘要：五四前后,时人关注的重要政治焦点问题，就是军阀政治这一现实问题，因为军阀问题，已成为困扰那个时代发展的重要难题。在时人看来，军阀问题的表现，一是军阀干政弄权之乱导致国家纲纪、政治道德败坏；二是军阀各割据一方为霸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失衡；三是军阀内争、兵变之祸“甚于匪祸”；四是军阀“率兽食人”陷民生于绝境。根据这种观察，当时的思想界得出了对军阀的否定性认知结论。时人谓军阀“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虽显朴实却颇具典型意味的结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五四前后时人对军阀的认识虽不无形容和夸张的成分，但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

作者翁有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开封 475001

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的设立与运行——以台北“国史馆”档案为中心的探讨

刘萍

摘要：酝酿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是同盟国为惩处轴心国战争罪行而成立的国际法律组织。该委员会成立后，主持指导了对德日等战争罪行证据的搜集和调查，审核了各国提出的战犯名单和案件，对适用法律、审判方式、法律程序等问题进行法理上的讨论，目的就是要将审判纳入“法”的轨道。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以“同一原则惩治日军暴行”，参加了同盟国家关于惩治战争犯罪行为的有关国际法的论证工作，最终将日军罪行的追溯时期及范围划定为1931年至1945年，从而使得日军侵略战争中对中国人民和整个亚洲人民犯下的种种暴行，以法律审判的方式得到较为全面的清算。由此可以说明，二战结束后对德日法西斯的战争罪行审判尤其是东京审判绝非所谓的“胜者的审判”，而是国际社会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法律观念所采取的行动。

作者刘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北京 100006

法国革命时期中央集权体制的废弃与重建

张弛

摘要：中央集权在法国革命时期经历了从崩塌到重建的发展过程，这与各个阶段不同的革命任务有关。革命初期，为调动民众的革命力量，法国政府实行了权力下放，对地方行政采取放任态度。这有助于推翻特权等级社会，并有效限制王权。1792年以后，中央集权得以重建，缘于战争与内乱，君主制的废除也清除了组建强政府和加强对地方控制的障碍。共和二年的集权统治不仅仅是为了御敌自卫，而且因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而日益演化为巩固权力的统治工具。这一趋势在热月政变和雨月行政改革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作者张弛，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杭州310028

北京政府筹备参加欧战和会考析——以外交界为中心

罗毅金光耀

作者罗毅，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西安 710069；金光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433

前工业化时期欧洲乡村的儿童劳动

鲁运庚

作者鲁运庚，临沂大学文学院、沂蒙文化研究院教授。临沂 276005

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战役参战人数考辨

陈志强

作者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 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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