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锚定目标推动新型能源体系稳健发展

能源转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究其根本就是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关系。我国未来能源转型进程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即2030年前为碳达峰攻坚期，2031～2050年为碳减排加速期，其中2031～2035年可能会是一个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略有反复的平台期，2051～2060年为碳中和的决胜期。

我们还要认识到，能源转型的最终目标始终是服务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让人人享受到高品质的和谐生活。过去10年，我国总体上解决了能源“有”的问题，现在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在“有”的基础上实现“好”的发展。

一是坚持战略思维，锚定新型能源体系愿景。在能源治理实践中，“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有了共同的愿景，才更容易在能源安全治理中实现系统韧性。我们需要不断根据当前发展阶段，不断完善调整能源战略，让我们锚定的愿景越来越清晰。

二是坚持辩证思维，客观认识传统能源作用。形成能源安全韧性的大前提是能源体系不会被巨大冲击“击穿”。如果缺少一定的兜底，能源体系遇到冲击后将彻底瘫痪，无法恢复。基于我国资源禀赋特点，煤炭对于我国能源安全具有兜底作用，不可简单化盲目退煤。预计到2060年，我国石油需求仍达2亿吨，天然气4100亿立方米。天然气发电对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以起到有效的补充作用。

三是坚持创新思维，不断开拓绿色低碳领域。美国的页岩油气革命与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开放的矿权制度、技术创新与资源禀赋都密不可分，但最为重要的是企业家在不确定性中把握机会的创新创业精神。打造能源安全韧性，同样需要坚持创新思维。能源科技创新是各能源强国竞争的主战场，也是确保能源产业链、特别是绿色低碳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关键举措。

四是坚持系统理念，持续提升能源治理能力。深化能源体制改革，打破基于传统能源建立的能源治理体系，建立绿色低碳为导向的能源行业发展模式，深入推进电力、油气等体制改革，不断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国际格局东升西降、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断上升、能源科技高速发展、世界能源产出国和消费国实力此消彼长，这些新变化要求我们应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

能源转型不是简单的去碳化，还要确保能源供给渠道的安全和稳定。同时，实现能源系统的去碳化需要高额的投资，在传统的投资方式和政府补贴之外，需要结构性金融工具精准投资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降碳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绿色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规范，引申出了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概念，企业的绿色转型，离不开ESG，这是从3个维度评估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与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但也要强调的是发展绿色金融也不能完全依靠行政手段，还要靠市场化手段，要引入市场化的机制。

绿色发展机制的核心即重构竞争优势

石油商报：绿色发展机制作为全球能源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您认为其核心是什么？需要开展哪些能源经济与政策方面的研究？

王震：从历史来看，历次工业革命与能源革命相伴而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绿色发展机制的核心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技术革命的竞争中获得优势的组合，即重构竞争优势。碳中和愿景倒逼企业建立适合国际治理和经贸合作的机制，加速生产方式变革和业务结构优化。企业生产链和采购链低碳化导向下，产品和原材料碳含量指标将成为与成本、质量和服务同等重要的竞争要素；全球低碳金融的投资导向将使高碳排放行业和企业面临融资困难，投资存在搁浅成本风险；企业的生产行为受到各利益相关方的监督，企业减排成本能够转化为企业竞争优势，将污染预防、碳减排和能效提升贯穿整个生产过程之中，提升市场竞争力；绿色消费倒逼生产领域进行减排，推进工业、交通和建筑领域的节能和低碳服务产业的快速发展。

针对“双碳”目标下的能源经济与政策研究工作，要基于未来的可能开展情景设计，大胆地做趋势性探索，能源行业边界逐渐模糊。一是碳中和愿景重塑企业竞争态势，清洁低碳能源成为更多企业减排降碳的必选项，传统能源企业与新能源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将导致行业边界更加模糊。二是传统能源行业的边界将更加模糊，化石能源企业与电力企业或将深度融合，产业链不同环节将出现更多参与主体，或将出现多轮兼并潮，产业格局加速调整。三是能源品种的边界将更加模糊，多样化的用能需求将导致能源产品出现更多的排列组合，综合终端能源产品或成为未来能源企业的重要选择。此外，还要加强技术跟踪研究。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更多是基于对已有技术的展望，未来必定要有大的技术突破。如果没有技术革命，碳中和愿景是很难实现的。这就要求研究人员必须要有国际化视野、历史发展观、综合知识面等，要有情景设计能力和模型思维能力。

国家石油公司在能源转型中要平衡好主责主业和新兴业务的关系

石油商报：未来，国家石油公司在持续稳健发展油气业务的同时，在基础设施、能源技术体系、新材料等方面需要做哪些调整？

王震：“双碳”目标加速能源产业由“资源主导、资本主导”向“技术主导、资本主导”转变。

在基础设施方面，“大云物移智链”与能源生产、能源运输、能源贸易等深度融合创新，系统灵活性与可靠性显著提升；数字化、智能化产业规模化发展，能源设施无人化、自动化的特点将更加凸显；多元化、智能化的用能节能需求推动未来形成原油管道、成品油管道、天然气管道、二氧化碳管道、氢气管道等5套智能管网；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适应清洁能源的不稳定性，建设具备“荷随源动或源荷互动”能力的电网。

在能源创新方面，2021～2030年，预计传统化石能源市场主体加大融入新能源产业的步伐。本阶段，化石能源产业技术创新将在节能技术、生产设施等方面开展，例如余热利用、煤炭超低排放技术、冷热电多联产技术等；2031～2050年，碳捕捉与封存（CCS）技术将大规模发展，煤电发挥主体作用逐步减弱的过程中，将与气电协同扮演重要调峰功能，储能市场需求显著增长；2051～2060年，化石能源的主要属性从燃料转变为原料，碳基新材料技术体系基本形成。

在新材料方面，能源产业转型将加速新材料与循环经济发展。随着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相关的稀有材料、关键矿产资源等需求将供不应求；未来能源地缘政治焦点可能由油气转移至铜、锂、镍等金属上，确保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链安全稳定将是一个日益严峻的挑战；新型材料与循环经济成为支撑新能源产业大规模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

国家石油公司在做业务调整时要依托对行业的判断，尽可能将公司能力和业务优势相匹配，平衡好主责主业和新兴业务的关系，起到引领作用。举例说明，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与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这两个科研院所不仅是企业的研究院，国家还赋予其培养研究生、博士等高素质人才的使命。这说明，国家希望科研院所能承担起在专业领域里的基础研究工作。基础性研究对技术创新起到根本性的支撑，未必会即刻变现具有商业性的产品或价值，但是如果没有不断的基础性研究作支撑，创新也是不可持续的。同时，作为企业，坚持市场导向、坚守价值理念，平衡好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型研究，要发挥好科技创新主体的作用，在体制机制上要进行根本性突破，大力倡导原创性、引领性的突破，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发挥央企担当。

所以，在技术体系构建方面，需要广度还是深度，各企业需要依据自身能力去探索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