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2024年10月11日发布:北洋内阁人物：龚心湛

一、名门望族出合肥
　　
在民国初年的这段历史上，是混乱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16年的时光中先后有29人44次组阁，“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29人中竟有4位是合肥人，他们分别是段祺瑞、李经羲、龚心湛和贾德耀。
　　
合肥有四大姓，“龚张李段”。这后面的3位，分别是张树声（清末淮军将领）、李鸿章和段祺瑞，而这个“龚”姓，在明末至清顺治康熙年间出了个礼部尚书龚鼎孳，到了光绪年间又出了个四川布政使龚照瑗，再到民国年间，龚家又出了龚心湛这个民国总理。龚家在几百年间人才辈出，堪称名门望族。
龚心湛的先祖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中国文学史上的“江左三大家”之一（另两位是常熟钱谦益和太仓吴伟业）。龚鼎孳在清初历任刑、兵、礼三部尚书，他与其弟龚鼎孠是合肥稻香楼主人。
　　
安徽合肥有个著名的“逍遥津公园”，人们提起它就会想起三国名将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故事。时光荏苒，到了清末光绪年间，逍遥津成为合肥官僚龚心钊的私家花园。这个龚心钊不是别人，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他与龚心湛是堂兄弟，而合肥龚家到了龚心湛这一辈，已经繁衍了13代。龚家祖籍江西临川，历经20代，元朝末年转迁合肥，到7世孙龚鼎孳时，合肥龚家发展至顶峰。
　　
龚照瑗与龚心湛是堂叔侄关系，龚照瑗做官的时候，龚心湛正因为家境贫寒而读不起书。8岁那年，龚心湛在父亲的安排下到上海投奔龚照瑗，与龚照瑗的两个儿子龚心铭、龚心钊一起读家塾，然后一起入国学馆。心铭、心钊兄弟循着他们父亲龚照瑗的老路，考科举求功名，而龚心湛却喜欢新学选择了英语。龚心湛9岁时只身去上海投靠时任苏淞太道的三伯父龚照瑗，与龚照瑗之子一道入国学为监生，后来他仰慕新学，考入金陵同文馆。
1890年，21岁的龚心湛从金陵同文馆毕业，奉派随出使英、法、比、意钦差大臣薛福成常驻伦敦。龚心湛年轻好学，办事干练，深得薛福成赏识。1893年其伯父龚照瑗接替薛福成任大使，龚心湛由随员被提拔为参赞。在此期间，清廷组建北洋舰队过程中，涉及大量订船和借款事宜，多由薛福成、龚照瑗交龚心湛承办。
　　
龚心湛几代均为外交领域的知名人士，龚照瑗的儿子龚心钊1909年被任命为驻英属加拿大总领事。龚心湛的侄辈龚安庆1933年任驻伊尔库茨克总领事。龚安庆的侄辈龚镇洲曾被孙中山派往南洋诸国宣慰侨胞，筹集款项，他病故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电唁“有德有年，功在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龚镇洲的两个女儿龚普生、龚澎，分别官至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驻爱尔兰大使和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毛泽东主席还曾风趣地对龚澎说：“你们家革命派占了多数嘛！”

二、密谋诱捕孙中山
　　
龚心湛在驻英公使的随员任上，参与了震惊世界的密谋诱捕孙中山的事件。当年孙中山被诱捕后的幽禁地波德兰区覃文省街49号，即龚心湛供职的清廷驻伦敦公使馆，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大使馆。
　　
1895年，孙中山广州起义失败后，先出走日本，后辗转至美国。但他并不知道，清廷早已对他的行踪进行了严密的监视。
　　
1896年9月25日，孙中山乘坐“麦竭斯底”号轮船轮船横跨大西洋，从纽约出发到达伦敦，此时接替薛福成任清政府驻英大使的龚照瑗，接到驻美大使发来的密电：“现据纽约领事施肇曾探悉，孙文已于9月23日搭白星轮船公司的麦竭斯地号，至英国利物浦登岸。”
清政府正在到处缉拿孙中山，曾令驻英公使龚照瑗“不惜一切代价捉拿孙中山，死活不论”。龚照瑗接到密电已是深夜，第二天立即派使馆参赞——英国人马格里前往英国外交部，要求英国政府协力缉拿孙中山，并提出可否依照香港、缅甸引渡条款行事？英方表示，该条款不适用于大不列颠国本土，不能引渡孙中山。见依靠英国政府无望，龚照瑗便另想一招，雇佣私家侦探诱捕孙中山。
　　
9月30日，孙中山抵达利物浦，并于当晚乘火车到达伦敦。
　　
10月11日，那是个英国人享受生活的星期天，孙中山对清政府暗中派人监视没有丝毫察觉，正在路上行走时，引起了两位“广东老乡”的注意，两人“且行且语，步履舒缓”，孙中山的左右分别增加了“两人陪同”，他们请孙中山到家里坐坐“烹茶进点，略叙乡谊”，孙中山原本谢绝，但在一阵“情意诚挚非常”的推拉之后，孙中山已经到了路边的房子，“正趔趄间，忽闻邻近之屋门窘然而辟，左右二人挟予而入。”于是，孙中山在到达伦敦11天左右就被清朝驻伦敦公使馆诱捕幽禁。
龚照瑗派人把孙中山关押在使馆内三楼的一间小屋中。孙中山被囚期间，龚心湛主持过几次审讯，但并没有审出个所以然。孙中山在自撰的《伦敦蒙难记》中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被诱擒于伦敦，牢于清使馆十有余日，拟将弟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船已赁备，惟候机宜。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在牢中自分必死，无再生之望，穷则呼天，痛痒则呼父母。人之情也。”这段话现在读起来时那么真实和感动，一句“人之情也”，将孙中山在伦敦被幽禁时的无助和担忧表露无遗。
　　
被软禁的孙中山不甘坐以待毙，他向窗外扔求救纸团，向使馆中英籍职员申诉并试图感化他们。终于孙中山感动了英国人柯尔，他在女管家贺维的鼓励下，答应替孙中山送求援信给康德黎。
康德黎是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始人，孙中山在香港时的医学导师和朋友，1887年孙中山21岁时，由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校转学到西医书院就读，与康德黎交往弥密，感情甚笃。康德黎住在与清廷驻伦敦公使馆不足百米的覃文省街46号，得知消息后挺身而出，向伦敦的地段警署和新闻界揭露了清使馆在英国本土滥抓中国公民并欲偷运回国的消息，一时间社会舆论哗然。英国《环球报》以《惊人消息！》为题，首先披露了孙中山在伦敦被绑架事件。接着，伦敦各报均以特大标题相继报道，许多伦敦市民到使馆外抗议。
　　
龚照瑗觉得，再囚禁下去使馆方面将陷入更大的被动，只好决定放人了事。但龚照瑗把这个宣布放人的差事交给了他的侄子龚心湛。
　　
1896年10月23日下午4点半，驻英使馆参赞龚心湛出面宣布，恢复孙文的自由！来接孙中山离开使馆的英国外交部特派专员，苏格兰场警署侦探长和康德黎应龚心湛请求，带孙中山从侧门悄然步出清使馆。
龚照瑗因此事落了个“办事不力”的评价，被慈禧撤了职。1898年龚心湛归国，后到广州，被李鸿章任命为广州知府兼洋务局会办。
　　
有趣的是，1924年直奉战争后，段祺瑞入京任临时执政，龚心湛被任命为内务总长。1925年孙中山去世时，段祺瑞以“足肿”为由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代表他和执政府前往吊唁， 3月24日，北京临时执政府内务总长龚心湛、次长王来等，致祭于前临时大总统悼孙中山之，并致祭文曰：“呜呼！惟公诞灵岭表，腾迹海隅。愤一姓之专制，为革命之先驱……”。
　　
待到第二天新闻界有感于龚心湛从孙中山伦敦蒙难到此时治丧将近30年，居然两次亲历，于是调侃龚心湛与孙中山真乃“生死之交”。

三、精于商略擅财经
　　
辛亥革命爆发后，龚心湛在前两广总督周馥的儿子周学熙的推荐下，当上了中国银行汉口分行的行长，开始了继外交官之后的财经生涯。
　　
周学熙也是安徽人，与龚心湛算是同乡。周是继盛宣怀之后，声名最隆、成就最大的官商。他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周馥早年追随李鸿章，官至两广总督，也是一个著名的洋务派大臣。他跟袁世凯关系紧密，一度成为北洋政府的财政操盘手。周氏实业庞大，是民国初期规模最大的实业集团之一。周学熙一方面精于商略，另一方面与官府人士渊源很深。周学熙与当时正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山东巡抚袁世凯意气相投，袁世凯的一个儿子与周学熙的妹妹结婚，于是亲上加亲，结成官商同盟。
　　
周学熙推荐龚心湛当上中国银行汉口分行的行长，自己则出任陆征祥内阁的财政总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他迅即任命龚心湛任武昌造币厂厂长，接着，又举荐龚心湛出任安徽财政厅厅长，安全把持了安徽的财经命脉。
龚心湛利用当上安徽财政厅厅长的有利时机，与段祺瑞往来密切，频频向段祺瑞示好。皖系为提高湛的资望，促使总统徐世昌于1918年11月任命龚心湛为安徽省省长，龚成了安徽政商两界通吃的人物。1919年1月11日龚被任命为北京政府财政总长，龚任安徽省长虽然时间不长，但却为他涉足北京政权，成为皖系骨干在京、津两地发展的基础。在龚心湛任安徽财政厅厅长期间，他就与周学熙等人在北京筹办中国实业银行，龚心湛调任广东财政厅厅长时，他也没有赴任，而是转而担任采金局局长，开始了由政到商的“采金”之路。
　　
经过多年的努力，周学熙以天津为基地，创建了一个为世人瞩目，在其后几十年中享誉海内外的“周氏企业集团”，投资领域包括了燃料、建材、纺织、五金、交电、机械、金融多种行业，形成了以启新、滦矿、华新三公司为核心的庞大资本集团。掌握着公路、铁路和运河的运输主动权；企业内部拥有自己的电力系统和给水系统。总资本高达四千多万元，这是一个在当时令人咋舌的数字。此时周已成为中国北方最盛名的实业家，与南方的状元资本家张謇有着“南张北周”的称号。
周学熙在财界商界取得的成就，为龚心湛退职后在天津发展实业奠定了基础。龚心湛1926年去职后兴办实业，先后担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中孚银行董事、开滦矿务局议董长，唐山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其中，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即是周学熙创办的，在龚心湛的手中，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的发生脉络，充分印证了民国初年官商勾结在民族工商业发展中的作用。
启新洋灰公司的前身是1889年建立的唐山细绵土厂，1906年北洋大臣袁世凯命令周学熙从英国人手中收回重办，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周学熙在创办启新洋灰公司之初，以极少的代价收买了唐山细绵土厂的全部资产，实际上这是借国家的“公帑”开办私人的企业，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到的。就这样启新洋灰公司本身没有掏出一分钱，却完成了自己资本原始积累。
　　
在龚心湛任总经理期间，启新洋灰公司靠官宦的势力还取得了贷款的便利和利息的低下，在资金匮乏的近代企业发展史上，如此优惠的条件恐怕不多见。启新洋灰公司在创办与发展的过程中，靠以周学熙、龚心湛为代表的官僚势力，完成了资金的原始积累。
龚心湛利用在官场的人脉关系，使启新洋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特权，如设厂专利特权、市场销售特权、运输经营特权、原料优先采购特权等。单靠官势圈地运动的特权，就获取了巨大利益，对中国底层民众来说，土地是生活的依靠，也是唯一最大的财产，公司发展用地本应按市场价来操作，但是，启新洋灰公司凭借政治上的特权“所需地亩，竟持官威，随意圈用”，而且，如果当地人民据向理论“即加以违抗罪名，而受差傅之累，远逐他乡者有之，更有拘至县府，陷身监狱者有之，直至完全将地亩强卖之后，方能脱此，因而倾家败产流为游民者，何至百数十人”，造成了广大人民的痛苦。然而，在启新洋灰有限公司成立30周年之际，蒋介石竟亲笔题词：“挽回利权”。
　　
靠着启新洋灰公司等的运作，龚心湛也随之成为天津赫赫有名的实业家。
四、缓冲百日代总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国内人要求“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外争主权，内惩国贼”，“诛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收到国内团体大量来电，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北京政府批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6月10日徐世昌申请辞去大总统职，被议会挽留。内阁总理钱能训也一筹莫展，只好辞职。
　　
龚心湛在几派斗争中，成为缓冲人选，龚虽属于皖系，但与徐世昌也有交情。在双方相持不下时，徐世昌于1919年6月13日任命时任财政总长龚心湛代行国务总理。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其反帝爱国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山东问题”。龚心湛刚刚出任代理总理，全国就掀起拒签巴黎和约的请愿浪潮。6月19日早，山东省议会、山东学生联合会、山东报界联合会、山东农会、山东教育会、济南总商会等6团体选派的请愿团赴京请愿，群众相送，万人巷空，代表誓言：不达目的，绝不生还，与送行者挥泪相别，场面如易水悲歌。
龚心湛所面对的局势是：国内进一步壮大的、同政府尖锐对立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国会的不合作，吴佩孚等将领的强烈抗争和英、美在华势力的不满。这一切使签字问题上的斗争更加复杂、尖锐，使政府“既不敢轻为签字之主张”，“又不敢轻下不签字之断语，左右掣肘，而地位益臻困难”。本来就十分脆弱的龚心湛内阁，几乎完全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
　　
既然龚心湛无法在签字与拒约之间作出选择，他就干脆不作任何决断，任其发展，推诿到底。龚心湛对报界发表谈话时说：“巴黎和会，英、法委员暨美大总统威尔逊氏，暨担保归还胶州与中国，中（国）政府对于和约签字问题，则决定按照协约国所建议者办理。故近日政府电饬巴黎各委员，对于和约签字问题，令其审度情形，自酌办理。”
　　
这是个十分圆滑的谈话，既表示按列强的意见办，以讨好列强；又不给中国代表团任何明确的指示，而令其“自酌办理”，以免承担任何责任。
6月20日上午，山东请愿团前往新华门递交请愿书并请求面见总统，徐世昌避而不见，代表遂同跪于新华门外，号哭之声感天动地，时值倾盆大雨，无起立者。李大钊曾说“我们要常记念着新华门前的哭声”。自中午坚持至晚10时，最后军警督察长宣布21日由代总理龚心湛接见。当时山东请愿团提出三项要求：拒签和约；废除高徐、济顺铁路合同草约；惩办卖国贼。
　　
6月21日，山东请愿团前往国务院，面谒代总理龚心湛。龚心湛奉派接见请愿代表，对三项要求一味敷衍，代表们遂再次要求面见总统。
　　
6月23日，徐世昌接见山东赴京请愿团代表，徐世昌却骄倨昧良，无动于衷，以外交困难为藉口，转弯抹角地进行敷衍应付。并说山东代表提交的请愿书，须由国务院代总理龚心湛批复，又把皮球踢到了龚心湛这边。
随着6月28日和约签字日期的迫近，拒约的斗争进入到最后阶段。25日，众议院通过一项给政府的建议案，指出：“倘政府不顾舆论冒（贸）然签字，势必惹动全国反抗……应请政府即日训令巴黎议和专使，如山东问题不能另行保留时，全约切勿签字，以示决心而顺舆情。”
　　
6月25日，山东请愿团接到国务院书面批示后，内容竟与徐世昌的口头答复大同小异。代表们十分愤懑，全体代表赶到国务院，面见龚心湛，郑重声明：若奉此批不能归见山东父老并将原批退回，要求重批。龚在代表们“语皆悲愤，坚决不可动摇的气氛下，只好答应重批。”
　　
6月27日，山东请愿团会同北京学联等团体数百人，集体到总统府请愿，表示如不切实答复，誓死不离开。徐世昌拒不接见，代表们在新华门坐等，徐被迫再次接见。
代表终于接到了代总理龚心湛对请愿书的第二次批复：“关于山东问题，所有各代表陈请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等情，昨亦经电达专使遵照在案。……所称高徐、顺济路约一节，查该路约原系草约，自必多方磋议，力图收回，绝不续订正约……”北洋政府迫于全国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压力，不得不接受了民意，未敢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与此同时，围绕南北议和以及北方议和代表问题，国内各派势力闹得不可开交。徐世昌派朱启钤为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南方军政府特派唐绍仪为南方总代表。朱启钤表示拒绝再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之后，广州护法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与龚心湛商谈南北统一问题。安福系推出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这一提名遭到了广州军政府和直系吴佩孚的坚决反对，纷纷通电指责。为此，龚心湛以总理名义通电各方：“王公才识过人，为元首所识拔，于法律确能负责……，并经确定，克日成行，势难挽回，若因人问题使会延滞，和平中梗，启衅二字别有所归。”
直系大佬吴佩孚接电后，固执己见，两次发电给龚心湛，坚决反对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并对安福系的行为大加指责，甚至连龚心湛也捎带着一起骂了。
　　
龚心湛在外交、学潮、内政、南北和谈，以及各派势力相互斗争中，既感支撑困难，又感到正式组阁无望，遂于1919年9月24日向总统徐世昌递交辞呈，辞去本兼各职，龚在辞职书中写到：“张良借箸，愿有补于一时；傅说和羹，本难调以众口。”
　　
龚心湛从上台到辞职，代理总理任职时间总共103天。
　　
在北洋政府交替更迭的执政集团里，国务总理并不是一个“稀缺”职务，因此龚心湛的大名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他仅仅3个月的任职，在他个人的政治生涯中，虽然堪称为顶峰，但却多有勉强之意，于他内心深处其实是最不得意的一段时间。

五、遁入佛门度晚年
　　
龚心湛辞职后，由陆军总长靳云鹏暂代国务总理，财政次长李思浩暂兼代部务。1924年10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导致直系失败，冯等请段祺瑞入京维持局面，联名电请段祺瑞任国民军大元帅，并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推举段祺瑞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
　　
段祺瑞入京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任命龚心湛为内务总长。在内务总长任上，龚心湛参与处理了清室人员和善后委员会的工作。1925年冬，国民军进驻天津等地，段祺瑞为摆脱困境，改组临时政府，龚心湛改任交通总长，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内阁总辞职，龚从此脱离政坛，定居天津。
　　
如果龚心湛的一生以青年、中年和老年来划分的话，他自己可能更怀念青年时代的意气风发，也快慰老年时代兴办实业的得心应手，唯独那涉足政坛的中年时代，与无数被卷入那场名利漩涡的人们一样，到头来才发现，所谓名利不过是一场过眼云烟。
　　
1926年龚心湛回到天津做寓公，从此远离政治。
年轻时的龚心湛因为做过参赞，深得周馥赏识。在周馥的大力推荐下，龚心湛曾协助其子周学熙在发展实业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而此时远离了政治的龚心湛再度与周学熙合作，滋滋有味地办起了实业。周学熙认为龚心湛性情温和，善于理财，社会声望高而又不独断专行，往往可以代他出面化解各种争端，因此两人在长期合作中工作顺利。
　　
远离政治的纷扰之下，清静下来的龚心湛逐渐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常以“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自励。民国后大悲院曾长期被有关部门占用，龚心湛等著名居士，前后奔波，向有关方面交涉收回了大悲禅院。作为一名居士，龚心湛积极捐款，把钱用在弘扬佛教文化事业上，这不能不说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动员龚心湛出山主持华北伪政权，龚断然拒绝。但日军又觊觎上了龚心湛创办的一些实业公司，多次欲实行军管。日本轻工业株式会社强行拆走了江南水泥厂的电机、钢磨等。龚心湛此时年逾七旬，仍不辞劳苦多方奔走。日军不但没有归还，反而给遭到日本人的羞辱。龚心湛对此恼愤不已，遂一病不起。
　　
1943年12月，龚心湛病逝于天津家中，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