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问答2024-10-18 10:27:41发布:制度、科技与经济繁荣——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点评

经济观察网程实徐婕/文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杰出的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以及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他们因在制度经济学、技术变革与长期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这一殊荣。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揭示了国家制度、技术进步与社会不平等之间复杂而深远的联系，为理解全球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提供了全新的框架与视角。在全球面临经济不确定性、技术加速变革和制度挑战的今天，他们的研究对现实经济问题和学术研究方法的指导意义尤为突出。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提醒我们，经济繁荣不仅仅依赖于资本和技术的积累，更需要制度的支撑和保障。通过推动包容性制度改革、管理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平衡权力与社会利益，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共同繁荣。在未来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中，三位学者的方法论创新和理论贡献将继续影响和启发我们，帮助世界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制度形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三位学者最为人所知的贡献之一便是他们关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深入探讨。特别是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著作《国家为何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他们系统地论述了国家制度在决定经济繁荣与衰败中的关键作用。他们提出，包容性制度有助于创造社会财富，而掠夺性制度则会抑制创新、阻碍经济发展。这一观点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三位学者的研究表明，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能够更好地保障个人权利，激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并为所有人提供公平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例如，在欧美的工业革命时期，英国通过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逐步建立了产权保护、市场竞争和法治社会，这些因素为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与之对比，许多殖民地国家由于被掠夺性制度所统治，缺乏对个人权益和经济活动的保护，导致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在当前全球化进程受到挑战的背景下，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强调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的今天。三位经济学家提出，推动包容性制度改革对于解决社会不平等、激发经济活力和应对全球经济挑战至关重要。这对于当前的许多新兴经济体来说，尤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例如，近年来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制度方面的改革带来了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而相反，一些在政治体制上缺乏包容性和稳定性的国家则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动荡。

技术进步对劳动市场的影响。除了对制度的研究，阿西莫格鲁还深入探讨了技术进步与劳动市场的关系。在《人类与机器的竞赛》（The Race Between Machine and Human）中指出，技术变革虽然推动了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但也可能带来不平等加剧的风险。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重新定义劳动市场，尤其是中等技能劳动力正面临自动化的巨大挑战。阿西莫格鲁等人提出，技术进步本身并不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推动力，其实际效果取决于制度如何调控技术的应用和扩散。例如，他们通过对19世纪工业革命和20世纪信息革命的比较分析，揭示了政府政策和制度安排在应对技术变革的负面影响方面的关键作用。在19世纪，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通过立法保护劳动者权益、鼓励教育和技能培训，有效缓解了技术进步对劳动市场的冲击。然而，在当今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对技术变革的管理滞后，导致了社会分化和不平等的加剧。在应对当前的自动化浪潮和人工智能挑战方面，阿西莫格鲁等人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措施，包括再教育和职业培训，以确保劳动者能够适应新兴技术的要求，避免因技术失业导致的社会问题。他们的研究对于那些在面临技术冲击时缺乏应对机制的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资源分配的博弈与政治制度的演化。除了对制度和技术的研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还深入探讨了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演变，即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发展成民主制度，而有些国家则走向独裁。政治制度的演变并非偶然，而是深深嵌入在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利益分配之中。通过历史分析和经济理论，三位学者说明了政治制度演变背后的深层次经济动因，特别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及其在制度选择中的影响。首先，政治制度的变革是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精英阶层通常倾向于维持独裁体制，以保住他们在经济资源分配中的优势。然而，当大众阶层（如工人、农民）拥有足够的力量和组织能力，威胁到精英的统治时，精英们可能会被迫妥协，引入民主制度以避免暴力革命。其次，在政治博弈中，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之间存在“承诺问题”，即精英无法让大众信任他们会自愿分享权力或财富。为了实现这种承诺，往往需要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如民主），使得大众能够获得投票权并有机会影响政策。再者，经济发展、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动员能力在推动政治制度变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经济发展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当不平等程度上升时，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也会增加，从而影响制度的演变路径。

从制度经济学到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创新。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三位经济学家在学术研究方法上也作出了重要的创新贡献，他们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将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紧密结合，创造性地构建了研究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框架。这种方法论的创新使他们能够通过历史数据和案例研究揭示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在《国家为何失败》中，他们运用历史实证的方法，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演化路径，揭示了包容性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的研究方法不仅依赖于传统的计量经济学工具，还借鉴了历史学的叙述分析和比较研究，从而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论对于理解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他们对“自然实验”的运用也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例如，阿西莫格鲁等人通过对殖民地时期的政策差异进行研究，将其作为“自然实验”来分析不同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经济学研究中随机对照试验的局限性，使得他们能够更为准确地分析制度的长期效果。这种方法论的创新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前的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跨学科的视角，将经济学与历史、政治、社会学结合起来，以更好地理解经济现象的多维度特征。

当前经济背景下制度如何影响经济繁荣的启示。当前的经济背景下，制度的质量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变得尤为显著。许多国家面临着诸如政治不稳定、经济不平等和治理能力不足等制度困境，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阿西莫格鲁等三位学者的研究对制度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强调了包容性和开放性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包容性制度指的是一种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公平机会、保障权利以及鼓励创新的体制。在一些新兴经济体中，由于制度不完善，资本市场受到严重扭曲，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限制了经济增长的长期发展潜力。阿西莫格鲁等人指出，通过推动包容性制度改革，能够有效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和生产力提升。这意味着通过保障产权、健全法治以及鼓励企业家精神，国家可以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吸引国内外资本投资，从而增强经济的整体活力。

具体而言，产权保护和法治的健全对经济繁荣具有根本性作用。产权保护意味着企业和个人对所拥有资产的稳定权利，这为投资和创新提供了激励。缺乏稳定产权的经济体通常面临企业家意愿低下、资本外逃等问题，阻碍了经济的繁荣发展。此外，法治是经济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它为市场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规则和预期，减少了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通过对产权的保障和法治的完善，新兴经济体可以更有效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从而促进国内资本积累与技术引进。

在劳动市场方面，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技术进步和自动化对传统工作岗位的替代。阿西莫格鲁等学者的研究指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得许多劳动者的技能逐渐过时，技术失业现象也愈加普遍。这些变化对劳动市场的冲击尤为严重，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影响社会的整体稳定。为此，学者们建议，政府应当积极介入，通过政策手段缓解技术变革带来的负面影响。具体措施包括加大对再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投入，帮助劳动者适应技术变革带来的工作要求。这不仅可以有效减少因技术进步而带来的失业，也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增强整个经济体的竞争力。

此外，开放性的制度设计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化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环境下，国家需要继续保持对外开放，鼓励与其他经济体的合作和技术交流。通过开放政策，国家可以利用全球市场的规模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势，提升本国经济的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因此，在制度设计上，政府应当在开放与自我保护之间寻求平衡，既要鼓励国际交流和资本流动，也要防范潜在的外部风险，增强经济的韧性。

制度支持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下的应用。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新兴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平衡技术进步、社会公平和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各国亟需应对的重大课题。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的研究为各国应对技术带来的挑战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引。唯有通过建立包容性制度、推动再教育和技能提升，并确保技术治理的开放性与透明性，方能在技术变革中实现社会的共同繁荣与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包容性制度在管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中至关重要。包容性制度能够确保技术创新带来的收益惠及全社会，而非仅为少数技术企业或精英群体所独占。政府应制定适当的法律框架和监管政策，确保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同时确保技术发展能够为全体公民带来切实的利益。这种制度安排不仅有助于增强社会对技术进步的信任感，还可以激发更多创新，推动社会经济的整体进步。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治理需要防止权力的过度集中。人工智能技术的资源和决策权如果集中于少数企业或精英手中，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因此，政府应积极推动公众参与，增加技术发展的透明度，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人工智能的治理，确保技术发展真正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通过促进开放和透明的治理框架，公众可以对技术应用的方向和影响形成监督，从而防止技术滥用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社会后果。

（程实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徐婕系工银国际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Acemoglu, D., Johnson, S. and Robinson, J.A.,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1(5), pp.1369-1401.Acemoglu, D. and Restrepo, P., 2018. 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8(6), pp.1488-1542.Acemoglu, D. and Robinson, J.A., 2005.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obinson, J.A. and Acemoglu, D., 2012.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pp. 45-47). London: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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