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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柯纪实

编辑/南柯纪实

<<·——前言——·>>

在抗日战争历史中，中国影视作品在呈现日本文化方面通常表现得相对浅显，而未深入探讨中日文化碰撞的复杂性。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尝试着探讨这个问题，他认为，对于日本文化的误读主要在于将日本人的温文尔雅与凶残暴虐联系起来，而这种误读与他们的民族性有关。

与此同时，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困惑和遭遇也源于对日本文化的浅薄认知，他们常常以自己的传统文化来理解日本文化，从而导致了文化上的误解。

简而言之，中国影视作品在呈现抗日战争历史时，通常未深入挖掘中日文化碰撞的复杂性，而姜文的《鬼子来了》试图指出这一问题，强调了对日本文化的误读和理解不足，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冲突。

<<·——电影《鬼子来了》中的日本文化：等级制度、社会心理与表面礼仪——·>>

《鬼子来了》是根据作家尤凤伟的小说《生存》改编而成，尽管电影对小说进行了相当大的修改，但姜文坚持认为他只关注了小说的开头和某些细节。他的创作意图很明确，他希望通过这部电影不仅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还要承担一种警世的责任。

他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他们必须真正面对自己国家历史中的错误，不可以再否认。同时，他也想通过这部电影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时，不能无端地回报善良。他认为只有通过正确的认知，中国人和日本人才能避免历史的重演。

姜文明确地将《鬼子来了》的受众群体指向了中国观众和日本观众，这也是为什么他和编剧前往日本实地考察。电影于1999年拍摄完成后，在日本获得了广泛好评，甚至获得了日本每日电影大奖。

电影中的日本军队凶残、卑鄙、颐指气使一直是我们对“鬼子”的印象，但在非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中以及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接触到彬彬有礼的日本人。这种不同的印象令人感到困惑，让人思考哪种形象才是真正的日本人，以及如何将这两种形象合二为一。

《菊与刀：一日本文化的类型》是理解日本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也是姜文在创作《鬼子来了》时参考的重要著作。该书的作者鲁斯·本尼迪克特是一位美国人类学家，他认为日本文化具有多重文化模式的特点，在这种双重性背后，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和文化根源。这本书对于深入理解日本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非常有帮助。

日本人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建立在对人际关系以及个体与国家的整体观念之上。他们认为一个完美的国家和社会是各尽其责、各安其分的状态。这一观念也被扩展到国家之间，按照种族的优劣来排列国家，他们认为只有各国拥有绝对的主权，世界才不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因此，他们认为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并且认为日本应该在领导地位。

这种观念在电影中有所体现，例如墙壁上的宣传口号写着“东亚新秩序”以及电影中为迎合日本人所唱的歌曲“其建大东亚共荣圈，皇军来了救苦救难”。

影片中的情节也强调了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如两名日本士兵在挂甲台抓鸡吃，并对中国人表现出凶恶和傲慢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老电话兵教育小电话兵如何对待中国人时，要凶神恶煞，将他们视为低劣的民族，可以随意指使和侮辱。

在日本国内，等级制度建立在以天皇为中心的等级体系之上，其他人按照他们的等级排列。人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恩”的影响，这种“恩”将人们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张由无数恩情交织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社会心理层面的等级制度合理性使人们自觉履行义务，没有怨言。

电影中也体现了这种等级制度，如在影片中日本海陆军与挂甲台“联欢”时，一名士兵因为言行不当被杀害，表现出了这种文化背后的逻辑。在这种文化中，上级的“恩情”位阶高于一般的“恩情”，因此六旺对酒冢的无礼被视为对上级的侮辱，这是花屋杀死六旺的合理逻辑，尽管这种文化观念对外界来说可能难以理解。

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些看似矛盾的行为和态度实际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和社会习惯的体现。这种观念不仅体现在武士和军人身上，也存在于传统社会以及现代日常生活中。

日本人重视准确地估计他人的社会地位，如果错误地看错了对方的社会位置，会被视为“没有常识”。因此，鞠躬在这种背景下成为一种礼貌的表示，特别是在不清楚对方的社会地位或者预感对方地位较高时，严格的鞠躬可以避免失礼。这种鞠躬习惯是等级制度的具体体现，表明了尊重和礼节。

<<·——电影《鬼子来了》中的文化误解：挂甲台村民的认知与警戒——·>>

姜文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在不同的环境下可以变成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士兵，实际上他们是同一种人，只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表现形式不同。这种观点强调了文化和社会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塑造作用，以及在不同背景下人们可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行为和态度。

“耻感文化”在日本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与西方的“罪感文化”有所不同。根据本尼迪克特的观点，"耻感文化"依赖外部的强制力，而不是个体内心的强制。在这种文化中，人们感到羞耻是因为他们受到公开的讥笑或者自己感到被讥笑，不论哪种情况，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外部强制力。

电影《鬼子来了》中的部分剧情可以展示这一观点。影片中描述了主人公花屋因被俘虏而感到分外耻辱，他在被俘期间一直试图自杀，认为自杀是最极端的攻击自己的方式，可以洗刷自己的污名，并留下好的印象。当花屋回到自己的部队时，却遭到了同僚和上级的殴打，他们愤怒地认为他应该自杀，因为他的偷生被视为一种耻辱。

这种文化观念反映了日本社会对个体行为的高度审查和社会压力，使人们更容易受到外部的期望和评判的影响。因此，羞耻感在日本文化中被视为一种强大的约束力，促使人们遵循社会规范和价值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花屋在被俘期间如此强烈地试图自杀，以避免被视为耻辱。

文化差异的存在确实会导致误读，当不同文化相互接触时，人们往往会按照自己熟悉的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来解读对方，从而产生误解。电影《鬼子来了》中通过多个细节展示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误读，尤其突显了中国平民对日本文化的误解。

首先，中国平民往往缺乏对文化差异的意识，特别是儿童。在电影中的场景描述了孩子们对日本海军的欢迎，他们排队等待着日本海军队长发糖，场面温馨和融洽。

然而，这种善意的场景与后来的战斗和冲突形成鲜明对比。在另一个场景中，一名中国士兵董汉臣教小碌碡传递消息，但小碌碡并不知情，却期望能得到糖果。最终，孩子在枪声和血腥的场面中被杀害，他的表情愕然，这展示了孩子们的误读和对现实的震惊。

成年人在这方面的认知也没有比孩子更深刻。例如，村民五舅姥爷对花屋和董汉臣的误解，他认为他们是孩子，并以长辈的身份主持村里的大事，从而深化了误读。这种尊老爱幼的伦理观也在村民八婶子的言辞中表现出来，她对侵略者的认知受到了自己的道德观的影响。

这些场景突出了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读和误解，同时也强调了文化对人们认知和行为的深刻影响。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中，理解和尊重文化差异变得尤为重要，以避免误读和冲突。

影片中的挂甲台是一个偏僻的村庄，基本上没有直接参与战争。村民对日本人的认知主要是通过一些表面的互动，如上交粮食、道听途说的“灌辣椒水”等。虽然他们对日本文化的理解相对浅显，但他们对“鬼子”（日本兵）仍然持有警戒之心。然而，翻译官的行为却扭曲了村民对敌人的认知。

姜文导演强调了电影中的这一点，即一个本来没有介入战争的村庄，突然出现了日本兵和翻译，如何互相面对。翻译官的行为导致本来善良的村民们无法正确认知敌人，使他们误以为日本兵是来干坏事的。这一误解的背后不仅有残暴敌人的问题，还有翻译官因私欲而误导村民的问题。

在花屋和董汉臣的第一次审问中，翻译官董汉臣替花屋回答村民的问题，将花屋的言辞改成了饶命的话语。花屋原本表示为天皇尽忠，并以求死为荣，但董汉臣置换成了一种生存的说辞，以逃避村民的愤怒。

这体现了日本文化中的忠诚和荣誉观念，以及中国平民对董汉臣翻译行为的误解。董汉臣明白自己和花屋的生死与共，所以他努力维护花屋的生命，但村民对他的行为产生了困惑。

董汉臣的行为置换导致村民对日本人的警惕心减弱，这是挂甲台最终被日军血洗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处于日本侵华时期，但由于挂甲台地处偏僻，村民对“鬼子”的印象相对模糊。

然而，他们与花屋这位日本士兵真实接触后，情感上产生了复杂的变化。由于花屋的行为，日本人的命运竟然取决于村民的决定，这使得村民觉得以人换粮食是合情合理的交易。这种情况下，村民对“鬼子”的恐惧减弱，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结语——·>>

姜文导演通过电影《鬼子来了》深刻地反映了中日文化之间的复杂性和误解。他强调了日本文化的矛盾性，即日本人既有着静如处子、讲究礼仪的一面，又有着野蛮尚武、崇尚武士道精神的另一面。中国平民对日本文化的认知相对浅薄，因此出现了许多困惑和误读。

最后的一抹血红是电影中的一个象征，它深化了电影的寓意和思考空间。姜文的意图是告诉日本右翼分子，在中日战争中，被杀害的主要是中国的平民，而不是他们所称的“伪军”。同时，他也提醒我们，对于日本文化，我们需要更深入的理解和更多的理性思考。

<<·——参考文献——·>>

[1]余韶文．尤凤伟告侵权姜文大感不解．扬子晚报1999

[2]姜文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来了》访谈．天涯论坛电影评论．2003

[3]向轩l鬼子来了获日本每日电影大奖中国新闻网．2003

[4]口敦司．日本文化多种模式的合一开放时代．2001。

[5]新渡户稻造着．张俊彦译《武士道》商务印书馆。2001

[6]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中国文化研究．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