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的“担当”之道

“为官避事平生耻”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忠义、担当的美德。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职守、勇于担当，既是从政者的道义所在，也是为官者应有的职业操守。《荀子·臣道》云：“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在中国古代社会，既不体恤国君的荣辱，也不顾及国家的安危，一味迎合、结交权贵以苟且容身，保持官位和俸禄的人，被称为“国贼”。如果为官者尸位素餐，避事、躲事、无所作为，定会为社会大众所不齿。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北村有位叫郑苏仙的人，做梦来到地府，看到阎王正在审查新到的人。这时，一位身着官服者颇有气势地走进大殿，自称为官所到之处只喝百姓一杯水，一生无愧于天地鬼神。阎王笑道：“设立官制是为了治理国家、造福百姓。要说不收百姓钱财的就是好官，那么立个木偶在公堂上，它连水都不喝一口，不是比你还廉洁吗？”此人辩解道：“我虽没什么功劳，但也无过！”阎王说：“你一生处处所求不外乎保全自己，审办案件时，你为避嫌不敢说话，岂非有负于民？办理百姓之事，你怕麻烦没有上报朝廷，岂非有负于国？对于官员的政绩应当怎么看？无功便是过。”该官听罢，似有所悟，锋芒顿减。这个故事所揭示的，正是为官者“无功便是过”的道理。由此可见，有所作为、有所担当，才是为官从政者的基本政治素养。

在中国传统社会，庸碌无为者往往为世人所不齿；而勇于担当、坚持忠义的贤士，则为世人所称颂

《孔子家语》载，“释贤而用不肖，国之不祥也……圣人伏匿，愚者擅权，天下不祥也”。只求自保的庸碌之官所造成的危害不亚于贪腐。为官者之所以避事、躲事，不负责任、不愿担当，从根本上说，是他们忽视了对中华传统忠义美德的继承与弘扬，转而奉行唯利是图、享乐主义、个人利益至上的处事原则，这也折射出一些为官者人生观、价值观、义利观的缺失。上行则下效，一旦极端个人主义、精致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开始流行，必然会导其在全社会的蔓延，诚如孟子所说，最终“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如今社会中存在的食品安全、国有资产流失、偷税漏税、贪污腐化等问题，无不与为官者的不作为、不负责、不担当及其背后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密切相关。正因如此，早在人人汲汲争利的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孟子等先哲就严于义利之辨，始终为人伦正义而奔走呼号，引导为政者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孔子云：“见义不为，无勇也。”对于为官者而言，遇到应当承担的事而不去承担，便是无勇的表现。在中国传统社会，那些庸碌无为者往往为世人所不齿；而那些勇于担当、坚持忠义的贤士，则为世人所称颂。

《孔子家语》中记载着“史鱼尸谏”的典故：卫国的蘧伯玉德才兼备，灵公却不任用他；弥子瑕无德无才，反而受到重用。这时史鱼极力劝谏，但卫灵公却不采纳。史鱼去世时嘱咐儿子：“我在朝廷为官，未能使蘧伯玉入朝为官，也未能罢免弥子瑕，作为大臣，我没有尽到匡正国君的职责。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匡正国君，死后就不能以正常礼仪安葬。我死之后，你将我的尸体放置在窗户下，对我而言就已经足够了。”他的儿子依言照办。卫灵公来吊唁时问其缘故，其子将史鱼的话告诉了卫灵公。灵公听后愕然失色地说：“这是寡人的过错！”于是他下令按照宾客的礼仪安葬史鱼，并且听取了他生前的建议，提拔任用了贤人蘧伯玉，罢免了佞人弥子瑕，并且疏远了他。孔子听后评论道：“古代极力进谏的人，到死也就结束了，没有像史鱼这样死了之后还要借着尸体来进谏的。他的行为感化了国君，怎能不称其为正直呢？”

如史鱼这样的为官者，即使在生命的尽头仍然不忘尽忠职守，这种忠义、担当的精神，正是那些优秀的为官者特别受人民爱戴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孟子所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有人批判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人人都会讲利益，不讲利益只讲仁义，恐怕只有少数圣贤人才能做到，因此义利观并不适用于广大民众。实际上，所谓圣贤，无非是依据自然而然的天道而行，也是以自然天道来教导人，因为“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为官者虽然不以个人私利为出发点，讲求仁义、负责担当，但结果往往能够实现个人长远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双赢。相反，如果为官者为了追求个人私利而不择手段、庸碌无为，那么结果不仅会损害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也不能实现个人的长远利益。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历史时期，我们需要一批襟怀天下、心系苍生的领导干部切实担当起历史责任

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充分继承并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忠义、担当美德。例如，毛泽东十六岁出韶关时写了一首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周恩来年仅十三岁时便说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铮铮誓言。邓小平在为《邓小平文集》作序时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1943年1月，毛泽东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这些朴素的话语体现出的，是伟人们报效祖国的志愿与担当，以及他们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

无论古今，成就事业者有一项最基本的内在修炼，就是不计个人得失、关怀百姓福祉的无私担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回忆梁家河插队的岁月时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当时我离开梁家河，人虽然走了，但是心还留在这里。那时候我就想，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我要从政，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大凡从政为官，就意味着甘愿选择一种心无旁骛地专心于治国理政、为民谋利的职业，就意味着“义以为上”的牺牲与奉献。孟子提出：“天下有达尊者三：爵一，齿一，德一。”即尊敬有爵位的人，尊敬上年纪的人，尊敬有德之人。中国古人之所以特别尊敬有爵位之人，是因为当时选拔官员秉持的是“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的原则。正是因为古人在选官用人时能够坚持“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的激励制度和“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考核制度，才能有效保证吸纳德才兼备的精英之士从政为官。

在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历史时期，我们需要一批襟怀天下、心系苍生的领导干部切实担当起历史责任，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精神，虚心汲取古人选贤任能的历史智慧，营造健康向上的政治生态，构筑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在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征程中建功立业，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再创辉煌！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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