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朝换代犹如儿戏一般，承上启下的“五代十国”到底为啥这么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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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历史学体系中，唐宋之间存在一段奇怪的“五代十国”时期，梁、唐、晋、汉、周确实是接续的政权，也符合朝代的基本概念，但从朱温建立后梁到赵匡胤建立北宋，“五代”合计不过五十多年，名称也都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后世只能以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加以区分，称为朝代确实有点名不副实，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五代”时期的历史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五代十国”为啥这么乱。

难称朝代 总体来说“五代”很难被严格视为五个朝代，后梁十七年、后唐十四年、后晋十一年、后周十年，而后汉前后不过四年，统治时间如此之短，也没有特殊贡献及长远影响，还有必要将其单独区分出来吗？

事实上，历史上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所以才会出现“五代十国”这个称呼，不过加上“十国”后就更不具有说服力了，“十国”之所以会形成是由于“五代”政权无法控制南方，“十国”中仅有北汉在北方，其余九国皆在南方，同时“十国”的存续时间远胜于“五代”，“五代”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只有十七年，而“十国”中持续时间最短的前蜀有十九年，最长的吴越有七十二年，就连著名诗人李煜的南唐也有三十九年。

为何梁、唐、晋、汉、周可以被视为朝代，而“十国”却不行？“十国”都以王朝自居，也都有开疆拓土的雄心，从存续时间、疆域等方面来说不比“五代”差多少，何以不能称为“五国十代”呢？“五代十国”这一概念的混淆说明变迁过程并未遵循常规的朝代更迭方式，后世为了便于整理历史叙事将朝代的观念生搬硬套过来，造成了许多误解。 藩镇割据 抛开朝代的框架，再结合唐朝藩镇割据的情况，才可以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唐德宗、唐宪宗在“安史之乱”后历经多次改革勉强维持住了朝廷的统治，但朝廷的势力范围不断缩小，更多的地区被藩镇控制，藩镇其实已经脱离了朝廷，只是名义上的附庸而已，藩镇极力摆脱朝廷的同时朝廷也在极力约束藩镇，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是藩镇势力不断壮大，唐宪宗时期虽然有所好转，但长远的发展态势并未发生改变。

在此期间武人地位越来越高，藩镇从最初的军事单位发展为军政结合体，藩镇首领多是能征善战的武人，在军中站稳脚跟后必然会想方设法提升自身实力以与朝廷抗衡，“五代十国”其实是藩镇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唐朝的统治架构此时已经名存实亡，梁、唐、晋、汉、周虽然还无法完全取代唐朝，但也足以成为藩镇的核心，整体框架依然是藩镇割据，“五代”便是控制中原的核心藩镇。

历史上控制中原十分重要，然而从藩镇的变迁与发展来看，这与现实情况并不相符，北方的经济由于生产环境的制约比不上南方，所以“十国”的存续时间普遍比“五代”更长，中原已经不足以同时支撑多个藩镇，经济的制约导致北方只能有一股势力，而且即便暂时统一了北方，也会面临其他藩镇的挑战，这就是“五代”更替如此迅速的原因。 “五代”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五个朝代，而是藩镇取代唐朝的一段特殊历史时期，“五代”的说法让人误以为朝廷还在，自然也就看不清藩镇割据导致的严重分化以及中唐以后武人势力日益壮大的局势，这也是宋朝建立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忠诚危机 这半个世纪的混乱程度堪比南北朝，南北朝时期虽无统一政权，但门第在南方和北方都是统治阶层的中流砥柱，若没有崔家的合作，北魏不可能称霸北方，而在南方自东晋后的各朝都要争取王家、谢家这样的门第势力，这也是南北朝经过长期分崩离析后还能重新统一的主要原因。

唐朝时期打击了门第势力，无法再依靠门第与武人抗衡，这一时期的战乱虽然没有南北朝时期那么激烈，但对整个社会的伤害却更大，长期持续的战争导致军队秩序混乱，只能在脸上刺字用来识别彼此身份，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动荡的严重程度，许多无家可归者宁可在脸上刺字也还愿意从军，用这种方式进行身份识别并防止叛逃逐渐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这让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变，脸上刺字的武人很难通过常规途径成家，于是自然会利用自己的势力去违背伦理道德，“抢婚”是五代时期一种特殊风俗，当时很多人都会用这种非传统的方式来打破既定的风俗习惯，同时也折射出明显的忠诚危机，由于彼此缺乏足够的信任，于是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方式来维持军队的忠诚。 当时还盛行“养子制”，“养子”不是从小寄养的孩子，只是一种维护关系的手段，老将在军中发现合适的青年才俊，就用认养子的方式来巩固二者的关系，确保年轻下属对自己的忠诚，李克用、李存勖都曾是养子。

这样做的本意是用家族传统来强化武人之间的忠诚度，期望养子也能如子女一般尊重、顺从养父，但随着养子风气的盛行，养子越来越多，养子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并对传统的亲情产生了冲击，“五代”时期有不少关于父子反目的记载，这种情况的不断出现导致亲生父子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 矫枉过正 赵匡胤终结“五代”建立了宋朝，其历史意义重大，赵匡胤很清楚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终结武人的纷争，修复破损的社会关系，否则宋朝的统治就不可能长久。

于是“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流传了下来，故事的重点并不在于赵匡胤的手段有多高明，而是赴宴的武将是如何心甘情愿放弃现有地位的，除了实力之外的原因就是这些手握重兵的人都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忧虑，看不到光明的前途，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可以永远保持现有地位，所以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愿意相信赵匡胤的承诺，用兵权换取安逸的生活。

宋朝时期的许多政策都与“五代”时期相抵触，“重文轻武”明显是借由“五代”的前车之鉴所产生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心态，从唐末至五代时期，文人的地位跌至史无前例的谷底，官僚体制以及法律法规都形同虚设，而构成官僚体系的文人自然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科举还是照样出状元，但都是空有头衔而已，在强者为王的年代帝王不需要文人，也不会在意他们忠诚与否。

赵匡胤在历史上的重要贡献就是使文人的地位得以提高，不但恢复到武人割据以前的水准，而且还超越了唐朝时期的水准，宋太祖与宋太宗确立了“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基本策略，并将大量权力与士人共享，使文人文化得以复兴和突破。在复兴的文化中，家族伦理与道德是极为重要的，哪怕是在南北朝时期，伦理道德的价值观也未遭受过如此严重的损伤，“五代”时期的混乱让重新获得权势的士大夫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不断加强道德的约束，并将这种观念推向极致。 从以上角度出发可以直观的认识到“五代”与唐朝藩镇的紧密联系，也可以从中窥见宋朝所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士大夫意识形成的历史根源。 #五代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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