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印太战略”的新走向

其合作议题拓展和深化。与以往三大支柱不同，岸田以新的四大支柱支撑日本“印太战略”。新支柱“和平的原则和繁荣的规则”基本涵盖此前的“经济繁荣”“促进和平与稳定”两大支柱，另外三个新支柱分别是“用印太风格应对课题”“多层次连通”和“海空安全保障”，“法治、航行自由、贸易自由”支柱不再单列。具体看，既有海洋合作向态势感知、空域安全等方面延伸，同时对安全合作和应对全球性议题合作的关注显著提升。

其合作对象和伙伴更为多元。从拉印、趋澳、促美到联合澳、印、东盟、欧洲国家，日本与“志同道合国家”携手推进“印太战略”。岸田“印太新计划”演讲进而指出，将与中东、中南美国家开展“印太战略”合作。

其安全化与泛安全化色彩浓。岸田文雄频频发表对华激进言论，毫不掩饰强化自身军备和扩大对“印太国家”军援的“决心”。他还渲染“不可过分依赖单一国家”，积极加入美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构建排华供应链，推动日本集中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对华技术出口的措施。

二、日本“印太战略”新发展折射其欲引领塑造国际秩序特别是“印太”秩序的野心，也暴露其遏制中国之意

日本希成为真正的“政治大国”。“印太”成为全球地缘新中心，日本认为自身作为“印太战略”首倡者，可通过提出和强化“印太战略”印证其勾画国际秩序的能力，进而通过参与主导“印太”秩序来塑造未来国际秩序。为了合法化和合理化其多年未竟的“军事大国”夙愿，日本渲染“印太安全面临中国威胁”，将强军、强化日美同盟、强化对外军援统统包装成日本的“地区安全贡献”。

日本希维系经济强国地位。日本是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守成大国，对于冉冉升起的新兴经济大国中国，迫切希望对华竞赢并巩固自身区域经济地位。因此，日本以“印太战略”重塑区域经济竞争，试图通过打压中国高端产业发展来提振自身高端产业；通过挑动区域基建零和竞争，引入美欧外力一致对华，来维系自身在港口、海缆、路桥等领域的海外基建强国地位。

遏制中国是日本“印太战略”的战略目标而非战略手段。日本评估威胁时一贯重视实力对比而忽视对象国意图。其臆测中国崛起后将实行扩张政策，导致日本安全受到威胁。日本经系统评估认为，仅凭美日同盟已不能遏制中国，遂全面强化“印太战略”并拉拢更多国家介入“印太”。

三、日本强化“印太战略”危害区域和平稳定繁荣，更具有广泛的外溢效应

日本“印太战略”提出与发展获得若干外部反馈，使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能见度有所提升。在美支持下，日澳、日印“印太战略”合作从务虚走向实操和机制化；日本强军备战得到国际“谅解”；日本对“印太国家”开启包括提供硬件、共享情报、人员往来的更深度安全合作以及经济合作；日本成为英、法、加等域外国家对接“印太战略”及在“印太”海域开展活动的锚点。

日本强化“印太战略”的负面效应正在显现。

一是破坏舆论环境，加剧区域国家间涉海矛盾，破坏区域海上安全。在东海，日本纵容“右翼渔民”并谋求改变既有力量平衡，推升局势升级风险，破坏中日海上互信。在南海，日本强化对菲律宾、越南等沿岸国海上能力援助，破坏沿岸国对华信任，危害南海稳定。在南太，日美以帮助相关国家应对“非法捕捞”问题为由插手海上安全监视和执法，干扰中国与南太国家开展海洋合作。日本还将东海、南海、台海问题统一包装成中国“以实力改变现状”“违反国际法”“挑战国际秩序”“危害印太安全”等伪命题。

日本企图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定义为国际社会共享的某种“公共产品”，将中国维护主权领土完整、促进统一进程描述为“打破现状”，将两岸分裂现状“绝对正义化”。这严重扰乱国际社会舆论。在日本的不断输出下，北约、欧洲国家等域外方多次发表批判性涉华涉海言论，加剧西太海洋安全形势复杂。

二是撕裂区域经济合作，拖累亚太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日本“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零和竞争，使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无法形成“第三方市场合作”合力，迟滞亚太乃至全球互联互通改善，影响各国携手发展共赢。日本激进的经济安全政策挫伤日资对华投资和贸易信心，拖累中国、日本全球两个举足轻重的经济体之间良性互动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