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新发现张爱玲致林玉手札初探

张爱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独立特行且影响深远的作家。她的作品今天已经脍炙人口，她的书信同样为文学史研究者和广大张爱玲爱好者所喜爱。多年来，只要张爱玲的手札出现，哪怕只有三言两语，也会引起读书界和收藏界的密切关注。我自己就曾先后介绍过张爱玲致姑母张茂渊的两通家书和她逝世十四年之后才送达收信人的一通短简。日前，有幸读到我们以前根本不知道的张爱玲1980年代初致林玉的三通手札，它们对研究张爱玲的生平和创作颇有参考价值，内容也有所连贯，惊喜之余，特作此文初步考释。

这三通张爱玲手札均书于信封和信纸合而为一的国际航空邮简，张爱玲致宋淇、邝文美夫妇较短的信件，也常使用这种航空邮简。当时张爱玲已定居美国洛杉矶，手札寄出地址为：

1825 N. Kingsley Dr., #305

Los Angeles, CA 90027

USA

这幢张爱玲当时租住的漂亮的公寓现在仍在，已成为张爱玲研究者和爱好者的“打卡”地，有最新的照片为证。张爱玲这三通手札的收信人林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她是台湾林子佩的三女，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王世襄的远房后辈，生于海南，毕业于台中中兴大学，1980年代初留学法国巴黎（参见《西清王氏家谱》，王世威等篆修，1993年台湾续刊本）。林玉留学期间与张爱玲通信，这也有张爱玲航空邮简上她的巴黎居住地址为证。林玉致张爱玲的信应已不存，但从张爱玲的回信可知，她不断地向张爱玲请教，张爱玲是有求必应，不断地耐心解答。

张爱玲写致林玉三信时所住的公寓

一

张爱玲回复林玉的第一通手札照录如下：

林玉小姐：

多谢来信。用作论文题材，恐怕法国人太感到陌生了，不易接受。巴金是留法的，当然又更亲切些。我手边仅有的几张剪报，除了余光中的一篇，都是香港的专栏作家的，复印寄来，不知道可合用。水晶著《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如果需要的话可函购（大地出版社，台北安东街309巷8号之一）。此间报刊上《秧歌》英文本的书评不在手边。未收入小说集的一篇《五四遗事》载《文学杂志》，最近将在《联副》重刊——原用英文写，题作Stale Mates,刊在The Reporter Magazine 9/20/’56——也寄个副本给你。Edward M. Gunn著The Unwelcome Muse（Columbia U. Press）巴黎的图书馆也许有，但是也复印了几十页，一并另包寄上，可能要晚两天到。Prof. Gunn也出席这次巴黎的抗战文学讨论会。会议日程已在报上看到，你一定非常忙，千万不要再抽出工夫来译给我看。又，我的名字是EILEEN。

祝

成功！

张爱玲六月廿九

张爱玲致林玉的第一封邮简

从信的内容看，似是林玉对以哪位现代作家为题撰写学位论文犹豫不决，张爱玲却认为“巴金是留法的，当然又更亲切些”，法国人或不会对巴金感到太陌生。尽管如此，张爱玲还是乐意提供自己的作品和关于自己创作的评论资料，供林玉参考。其中，她在美国创作的短篇《五四遗事》（英文题Stale Mates，张爱玲自己译作“老搭子”），英文本刊于1956年9月20日纽约《通讯者》双周刊，中文本刊于夏济安主编的台湾《文学杂志》1957年1月第1卷第5期。二十多年后，张爱玲在信中告诉林玉，此篇“最近将在《联副》重刊”。这是宋淇的主意，宋淇1980年6月15日致张爱玲信中特别提到，可惜未能实现。宋淇后来于1980年8月29日致张爱玲的信中又写道：“最可气的就是《联副》已经拿《五四遗事》排好，忽然之间有一个小杂志拿它先转载了，他们不得不忍痛将版拆了。”

水晶著《张爱玲的小说艺术》（1973年台北大地出版社初版）是1970年代海外研究张爱玲的代表作。耿德华（Edward M. Gunn）著《被冷落的缪斯：上海北京的中国文学，1937-1945》，1980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初版。耿德华写作此书曾向张爱玲请教，他在此书《前言》中对张爱玲表示了感谢，张爱玲1980年6月9日致宋淇夫妇的信中也写到：“Edward Gunn的书Unwelcome Muse送了一本给我”，这也是张爱玲把书中关于她的章节复印给林玉的缘由。值得注意的是，信中又说到Prof. Gunn“也出席这次巴黎的抗战文学讨论会”，系指1980年6月16日至19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中国抗战文学国际研讨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海外首次讨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内地作家艾青、刘白羽、孔罗荪等应邀出席，孔罗荪还与香港学者梁锡华在会上就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展开论争。张爱玲此信落款“六月廿九”，时间上正好与之衔接，由此可以确定张爱玲致林玉的第一通手札写于1980年6月29日。

二

张爱玲致林玉的第二通手札，落款“八月十三”，当写于1980年8月13日无疑，也照录如下：

林玉小姐：

收到第二封信（没日期）。你的论文题材中途变更，所以限期特别紧迫，我当然尽早回信，不然白写了，毫无用处。因此匆匆作复，忘了提起“桂花蒸”与lndian summer同是秋暑。《色，戒》后还有两个短篇小说在《皇冠》293、298期发表，我没寄来，因为没书评可引。《色，戒》倒引起一场笔战，太controversial的东西恐怕你不能用。我不懂法文，但是你引的一段也有点看得懂，不用译了。长跑进入最后两圈，自己多保重，千万不要再回这封信了，我绝对不会觉得欠周到。真的，赶时间要紧。祝好

张爱玲八月十三

附简历

1920年生于上海。

1923迁天津。

’27迁沪。

’39入港大英文文学系。

’42港战后返沪。

’52赴港。

’55赴美。

’57与Ferdinand Reyher（/67逝世）结婚。

张爱玲致林玉的第二封邮简

根据张爱玲此信开头的回复推测，林玉的论文似以讨论张爱玲的小说为题了。张爱玲在此信中进一步向林玉提供自己小说创作的第一手史料。《桂花蒸：阿小悲秋》题目中的“桂花蒸”指农历八月桂花绽放之时出现异常闷热的天气，张爱玲用英文的“印第安夏”和中文的“秋暑”作了扼要的解释。《色，戒》之后还有短篇小说在台北《皇冠》发表，则指《相见欢》和《浮花浪蕊》两篇。而《色，戒》引起的一场“笔战”，当指《色，戒》于1978年1月在台北《皇冠》第12卷第2期发表后，人在美国的域外人（张系国）在同年10月1日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发表《不吃辣的怎么胡的出辣子？——评〈色，戒〉》提出批评，张爱玲于是在同年11月27日《中国时报·人间》发表《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做出回应。

更出人意外的是，此信还附录了张爱玲自撰的《简历》。提供这份《简历》，应该是林玉的请求，虽然仅五六十字，真的很简略，也没有我们所未知的内容，但毕竟是张爱玲自己写的。张爱玲在十五年前，为美国纽约威尔逊公司出版的《世界作家简介》补册写过一篇英文《自白》，但亲撰《简历》供年青的朋友参考，这应是唯一的一次。

三

张爱玲致林玉的第三通手札，篇幅最长，内容也最为丰富，当写于1980年8月31日，仍照录如下：

林玉小姐：

信收到。《金锁记》里叔嫂的关系完全明写，想必你太敏感，疑心有暧昧。用同一材料写《怨女》，是因为隔的年数多了，看法不同了。女儿一角后来很是个人物，即使不提，也无法不意识到，有喧宾夺主之感，因此删去。我对自己的作品向来都是刚写的时候非常喜欢，过些时就看出毛病来。没有写自传的计划。一般书上对作者的介绍都极简短，我认为是对的。我在美国英国出书都只有我上次信上提供的一点data，《怨女》英文本只多一项：我外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我祖父张佩纶是中法战事的一个political casualty——提起家庭背景也是为了使作品的内容多一点可信性。《金锁记》出单行本不够长，我建议：（一）附录自传性的《私语》，或是（二）等有人想出版《金锁记》与《秧歌》的时候，《秧歌》作为长篇小说极短，两篇正好一本。Unauthorized传记虽然我无权干涉，在我自己书上的传记总应当是经本人同意的。你这样忙，千万不要白费工夫搜集传记资料寄给我看。非常抱歉，近影没有，老照片也都只保存一张，寄来寄去往往会遗失。等法译《金锁记》有了确定的出版消息，如果必需的话再挂号寄张写《金锁记》后不久的相片给出版公司负责人，请他们用过后立即挂号寄还，这些啰唆事不便麻烦你这忙人。我近来也忙，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有时间旅行。祝

暑祺

张爱玲八月卅一

张爱玲致林玉的第三封邮简

对自己早期的代表作中篇《金锁记》，以及《金锁记》与后来用“同一材料”写的长篇《怨女》的关系，张爱玲以前似一直未作过解释，倒是对《倾城之恋》乃至《小艾》，她后来都曾有过自认为是必要的说明。不料在这通手札中，张爱玲对林玉提出的如何理解《金锁记》中的“叔嫂关系”、《怨女》中为何删去女儿一角等，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很难得，也很重要。而她强调的“我对自己的作品向来都是刚写的时候非常喜欢，过些时就看出毛病来”，同样很值得注意，这句话显示了张爱玲在文学创作上的不懈追求。张爱玲又明确告诉林玉，不打算写自传，这是耐人寻味的。当然，她也明白，别人写的未经她许可的“传记”，她“无权干涉”。她又连带提到了自己的家庭背景，认为祖父张佩纶是中法战争的一个“政治受害者”，这正可与《对照记》中所写的加以比对。

大概是林玉有意推动法译张爱玲的小说，此信中还披露了张爱玲对自己小说出版法译本的若干设想。张爱玲觉得如果法译《金锁记》，为了增加篇幅，可以“附录自传性的《私语》”，这说明了她对这两篇作品是很看重的；或者条件成熟时，把《金锁记》与《秧歌》合成一册法译。她似乎不知道早在1958年，法国巴黎的Calmann-Lévy就出版了《秧歌》的法译本。然而，法译《金锁记》的计划也未能及时实现，直到1999年，巴黎Bleu de Chine才出版了《金锁记》法译本，张爱玲已不及亲见，这是十分遗憾的。

张爱玲致林玉的信札，除了这三通，还有没有更多的，目前尚不清楚。但这三通保存完好，字迹清楚，而且都是一气呵成，几乎没有什么修改，充分说明1980年代初张爱玲精力尚好，也乐于回答并不相识的青年学子的请益。这与她后来精力不济，几乎与外界断绝往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足以改变至少是部分改变人们对张爱玲后期不愿与外界接触的片面看法。

张爱玲致宋淇、邝文美夫妇以及致夏志清、庄信正、刘绍铭、苏伟贞等位的大量手札，都已由收信人本人或后人整理，公开发表或出版，也早就引起了海内外张爱玲研究者的重视和不断探讨。而今，张爱玲四十多年前致林玉的这三通手札，也终于浮出历史地表了。虽然只有三通，它们却是最近八九年来张爱玲手札发掘的最大收获，而且同样具有颇高的研究、鉴赏和收藏价值，同样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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