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做错了什么

每位总统上台时接手的都是一个混杂的局面，而奥巴马接手时的局面绝不是最糟糕的。的确，他是在美国经济急剧滑坡之际就任总统的。但小布什成为总统是在网络泡沫破灭之后（随后不久发生的9·11袭击使得局面更加恶化），罗纳德·里根总统上任时适逢卡特时代造成的经济滞涨，吉拉尔德·福特总统就任不久便遭遇阿拉伯石油禁运。的确，奥巴马从小布什那里接手了两场战争，正如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从林登·约翰逊总统那里继承了越南战争，德威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从哈里·杜鲁门总统那里继承了朝鲜战争。但至少，到2009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奥巴马身为参议员时曾反对过的2007年那次增兵，伊拉克战争已接近获胜。的确，美国的名声是被小布什的“反恐战争”政策玷污了，情形类同于在上一代人那里美国的名声被越战玷污。但那只是帮助奥巴马作为一位救世主般的总统所即将拥有的声誉变得光鲜亮堂，令他一开局就在国内挣得巨大的政治资本，在海外收获善意，连诺贝尔和平奖也对他青睐有加。

奥巴马的支持者还必须承认，他们不能在某个时刻庆祝总统的所谓成功，然后当那些成功在晚些时候化为乌有时又抵赖责任。假如奥巴马可以因“即将击溃”基地组织的核心以及事实上结束反攻战争而收获掌声——他在2013年5月于美国国防大学的演讲即收获了自由派的掌声——那么，自那以后两年间圣战风潮（jihadism）死灰复燃，逃避承担这方面的责任，对他来讲就变得困难重重。假如奥巴马行政分支可以在2012年庆祝其伊拉克政策的成功（奥巴马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表示，“无可争辩的是”，“今天的伊拉克更少暴力，更民主，也更繁荣，美国也比最近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更深度地介入了伊拉克事务”），那么小布什或许就可因2014年伊拉克局势的阵痛而免于受到指责。

这不是要为小布什行政分支辩护或者恢复名誉，其自身是犯下了诸多错误。也不是说奥巴马面临的挑战很容易解决，或者说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错的。比如，奥巴马做对的一些事情包括：与多国商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该协定的达成将巩固全球经济和亚洲的自由民主秩序；动用无人飞机主动打击巴基斯坦和也门的恐怖分子，此举并未击溃基地组织，但清算了一些旧账；推动缅甸的开放；以及拒绝参加新一轮与朝鲜的核问题谈判。

然而，理当基于一些法则评价每一位总统：他要有能力实现曾经的承诺，削弱这个国家的敌人而壮大其盟友，详尽阐发美国利益观的真实可信，给下一代人留下一个向正确方向前进的世界。奥巴马未在这些方面获得任何良好评价。

不妨由其承诺开始说。就任总统时奥巴马做出过不少承诺：一年之内关闭关塔那摩监狱；“重启”与俄罗斯的关系；在开罗、伊斯坦布尔和大马士革这样一些地方恢复美国的好名声；以色列定居点将结束扩张，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会实现和平。凭借奥巴马人格中的纯粹道德感召力及其理念中的强大逻辑，这些承诺中的大多数会实现，看上去也是如此。但没有任何承诺兑现过。用罗斯文章中的棒球比喻来说，奥巴马成了这样一位总统：大声呼唤击球，结果只是三振出局。

至于美国的敌人，与奥巴马就任时相比，目前基地组织的核心或许更加疲软了，但被他一度傲慢地贬低为圣战“后备队”（JV team）一些组织正变得更有效力、更能如愿以偿并更加具有攻击性。俄罗斯经济或许已因全球石油价格下跌而遭到重挫，但乌克兰正准备迎击俄罗斯下一阶段的进犯，对这样的进犯，奥巴马之前仅以象征性的措施加以反制。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是一份纸面承诺，以为德黑兰提供数十亿美元有形经济援助来换取伊朗在短期内暂停其核计划；而那些援助中的一部分将被用于资助黎巴嫩、也门、伊拉克、加沙地带和阿富汗的反美代理人。

至于美国的盟友，这里是他们的一些更坦率看法的样本。时任波兰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在2014年的一份秘密录音中表示：“波美联盟毫无价值，甚至有害，因为它给了波兰一个错误的安全感。这联盟就是扯谈。”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亚龙（Moshe Yaalon）在2014年的一次演讲中认为：“如果你的形象就是软弱，你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名一文。”前沙特阿拉伯情报部门负责人特尔其·阿尔-费萨尔（Turki al-Faisal）2013年公开评论说：“假如不是如此公然背信弃义，假如其意图不只是要给奥巴马先生一个打退堂鼓的机会，还计划帮助阿萨德屠杀他的人民”，美国的叙利亚政策“或许还是有趣的”。今年早些时候，奥巴马邀请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首脑出席戴维营会议。大部分国家派出副职官员和候补官员与会，这是一个表达轻视的姿态，一切尽在不言中。

这样的看法不只是对奥巴马行政分支特定政策的习惯性反应，还是对奥巴马治下美国政策更大范围动向的反应。这个动向是，奥巴马正努力重塑美国看待世界的基本信条。罗斯暗示，奥巴马曾寻求对美国的战略优先选项加以优化，专注于牢靠的自由秩序核心地带，而非不稳定并且可能毫无希望的边缘地带。这一诠释看来在奥巴马的任何讲话中都绝少找得到依据，在他的实际作为中甚至更难找到。举例来讲，改善北约内部的军事协同能力，相较于斥责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批准在邻近耶路撒冷的拉马希洛摩地区（Ramat Shlomo）修建犹太人定居点，奥巴马行政分支关注的比如这两件事，其相对重要性如何分出高下？

真相在于，奥巴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设想是：美国应该少一点外交政策；美国一般而言不应当插手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并且毫无疑问，没有联合国许可就不应这么做；华盛顿应当更多关注美国的国内事务而不是国际事务。奥巴马的外交信条就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设国家”，其拥趸在想要更大规模政府的左翼进步人士和想要更小规模赤字的右翼自由至上主义者那里都找得到。在就任后的头几年里，奥巴马外交政策之所以深得民望，原因即在于此。

然而目前，那一外交政策的后果正日渐明显。罗斯将从边缘地带退回到核心地带的再平衡赞颂为审慎之举，但这一举动已造成权力真空，自称的“伊斯兰国”之类势力已填补了这个真空。认为奥巴马的红线都是有商量余地的，他在谈判桌上提到的全部选项都是虚张声势，这样的认知令美国的敌人相信，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他对传统盟友的背信弃义已引发对成为美国盟友价值的令人不安的质疑（这一点只要问一下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就可），并令一些盟友思忖，是否它们应当寻求其他恩主，不然的话就做它们必须做的事情以保护它们的利益，而无须考虑华盛顿的意愿。

频繁发生、有时候是不负责任的执行不力，令所有这一切愈加恶化。这方面的问题在击败“伊斯兰国”的尝试中表现得最明显，但也见于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并吞克里米亚之举的软弱回应（诱使了更进一步的侵略）和对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和平谈判的不当处置（引发了去年夏天与哈马斯之间的战争）之中。以色列评论员阿里·沙维特（Ari Shavit）去年指出：“奥巴马行政分支再度证明它是其敌人的最好朋友，也是其朋友的最大敌人。”他当时写到，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不可思议地接受了卡塔尔和土耳其提出的巴以停火动议，而这两个国家是哈马斯的两大主要援助国。但上引沙维特的看法概括的不只是奥巴马行政分支在中东的外交记录。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两党总统都认识到，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的执行不必以彼此互相牺牲为代价。美国只有在国内强大起来，在海外才能强大，这或许是老生常谈。但美国的经济繁荣有赖于安全的海外环境，这也是事实；这种安全不仅是指自由民主世界核心地带的安全，还时常包括远在这一地带之外的其他地方的安全。举例来讲，假如杜鲁门在1950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入侵韩国之后采纳罗斯的建议，今天的世界或许会变得更加贫穷而欠稳定；当时，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公开主张将韩国排除出美国的防卫边界，随后置于边缘地带。

奥巴马重新确立美国在当今世界地位的努力会否最终拥有比其自身总统任期还长的生命力，这一点尚有待观察。那将部分而非全部取决于201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当今世界已经步入了一个全球失序正四处扩散的时代，其扩散速度愈发难以遏制，更不用说逆转，而全球失序系由美国的撤退所激发；并且，那些失序正令核心地带与边缘地带或许曾经有过的不论何种区隔变得面目模糊。随着那条分界线的消失，更多观察人士可能会开始以一种胸襟开阔而非奥巴马提供的偏狭局促的美国权力视角，来审视德行与智慧。■

（作者系美国《华尔街日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本文原刊于美国《外交》杂志2015年9/10月号，原题：“What Obama Gets Wrong”。王金强译，听桥校。专题编辑李旭，工作邮箱：sunne_li@hotmail.com。感谢邱傲文先生于本专题编辑、校译过程中的答疑解惑。）

录入编辑：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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