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两个结合”实现了理论探索的新飞跃，“第二个结合”集中体现了新突破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顾红亮教授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走好贯通之路和融通之路，切实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要用好主要结合载体，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好乡村文明。要增强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第二个结合”的影响力，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当代新华章。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荣誉教授田克勤认为，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的科学概括，集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体现了党对自己指导思想历史地位认识的系统性升华，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创新成果的强大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整体上是一致和统一的，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真理与价值、实践性与时代性统一的理论特征，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党性与接地性、人民性与民族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统一的政治品格。推进及实现“第二个结合”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坚持这一结合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贯通起来。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党委书记解超教授认为，要继续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开辟科学社会主义新境界。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理论思想；创新性地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入了新的阶段，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进一步扩大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卫平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事实上是两个“接着讲”的统一。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探讨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们今天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之间的接续关系，还需要不断地从具体的立场观点方法上进行溯源和分析；其次，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需要不断地从理论上溯源和分析，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在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历史传统中，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找到它们的定位。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陈方刘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同中国传统的知行观是可以贯通的。要在“两个结合”中实现贯通，就要聚焦三方面：坚持知行合一，行重于言；以知促行，提高认识的能动性，达到知行协同；以行促知，在实践中加强党性修养。通过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传统知行观的贯通，实现二者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以民族化形式。

把握丰富内涵，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席教授陈锡喜认为，党的创新理论基本命题的提出是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形成的，如果把它们作为基本的范畴命题，那么这两个命题的关系，就直观地反映了我们党在探索中的理论自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民族形式，而且具有了民族内容。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觉地在探索过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夯实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为人类解放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田鹏颖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理论层面更加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二个结合”解决了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成长，从而“化中国”和“中国化”的问题，这要比“第一个结合”更根本，更具有条件性或者前提性的意义；“第二个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了基础，使得马克思主义可以为群众所掌握、为群众所认同、为群众所理解、为群众所应用，如此，它才能够转化成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第二个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学理条件，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先进性；“第二个结合”给出了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中国智慧源泉。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寇清杰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的论断，是站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立场，以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为“标尺”，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作为两种独立的价值体系，具有价值共通性。这一论断展现了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也从价值观层面强调了“契合”对“结合”的重要性。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陈金龙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是协调发展的文明观、人民至上的文明观、传统与现代相协调的文明观、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文明观、和平发展的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有五个方面的特征：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的统一，世界共性和国家个性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历史观、价值观、文明观的统一，根植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深化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人类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对政党、国家、民族形象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终身教授齐卫平指出，提出“两个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入演进。“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两个结合”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理论探索的新飞跃，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三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形成了相辅相成的有机联系整体。从概念上来说，“两个结合”代表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认知，凝结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充分思考和科学判断的创新成果。

上海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芳教授从《毛泽东选集》的相关论述来分析“第二个结合”，提出毛泽东同志已经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指明了方向。她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巨大作用的基础在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先进理论的需要与渴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思想为我们继续推动“第二个结合”提供了重要基础。

聚力找准着力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姜佑福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着力点有两个：理论和实践。从理论上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这个时代的代表性思维成果，是文化主体性最有力的体现，我们应当对这个理论建构成果做出更加全面的学理阐释；从实践上来说，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克服西方现代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张允熠认为，“第一个结合”当中有“第二个结合”的一些思想元素、思想颗粒，“第二个结合”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具体而言就是论域的突破。“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基于国内外的复杂条件，从新时代的历史特点出发，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构建的又一次飞跃，是新时代理论创新的又一个逻辑起点。“第二个结合”从思想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使之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从而呈现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鲜明标志。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红娟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分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首先体现在社会价值目标选择上，大同社会和共产主义理想在社会发展终极形态上体现着对至善的追求；其次是天下为公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之间的契合；最后是在个体价值追求上，儒家倡导的理想人格与马克思主义躬身立行的人格特征相融合。从社会价值到个体价值的契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和被接受。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自觉在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不断努力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契合度，开启了二者由自在契合向自觉契合的转变过程。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市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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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源：上观题图图片编辑：苏唯